梵蒂冈 - 神学家贝文斯强调“情境神学”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神学

罗马（信仰通讯社）—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传教学家、芝加哥天主教神学院“传教与文化”系荣休教授、圣言会士斯蒂文·贝文斯也是当代“情境神学”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作为经典著作《情境神学模式》以及多部关于“先知性对话”传教研究著作的作者，他主张“所有神学都是情境化的”。而基督宗教传统本身，就是“地方性神学彼此对话”的历史。
五月十二日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举办的“情境神学”研习日期间，贝文斯教授接受了本社采访。其间，他再次谈到方济各教宗的宗座牧函《Ad theologiam promovendam》，指出这标志着教会训导转向一种“根本上的情境化”神学。他还重新解读了从尼西亚大公会议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神学历史，强调这是对不同历史情境所作的一系列回应。同时，描述了一种“新的大公性”，即来自亚洲、非洲以及欧美社会的经验与思想范畴，进入一种富有成果且批判性的对话之中。以下为采访全文：
您认为教宗方济各的《Ad theologiam promovendam》是真正的训导转向，使神学成为一种“根本上情景化”的神学。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一范式转变？它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传统的“本地化”概念？
有些人把“本地化”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而“情境神学”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我认为，恰恰持相反。“本地化”主要涉及文化，而文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情境神学”的范围更广。
方济各教宗和良十四世教宗所强调的，是一种对“整体处境”的关注，包括其跨学科层面。这样，我们便超越了一种多少有些浪漫化的文化理解，即只把文化看作舞蹈、食物或某些传统等可见元素。
情境神学还包括女性经验、贫穷者经验以及当代政治现实。即信仰是在时间、历史和具体处境中展开的。这些不仅是文化因素，更是神学反思的核心因素。因此，每一种神学都必然是情境化的。无论在非洲国家还是在纽约，我在讲道时所说的，必须是对今天实际聆听的人有意义的话。
您曾说“并不存在‘唯一的’神学，而只有各种情境化神学”。并认为，基督宗教传统本身就是一系列地方性神学。这种观点会不会削弱信仰统一？今天这种担忧是否仍然强烈？
是的，这种抵触依然非常强烈。而我发现，很多时候，它源于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如果回顾公元三二五年的第一届尼西大公会议就会发现，当时，教父们承担了巨大风险。他们决定不再仅仅使用《圣经》的语言，当然不是放弃《圣经》，而是借助当时的哲学语言来回应《圣经》本身无法以那种方式提出的问题。诚然，这是一个非常激进、也非常“情境化”的选择。
同样，梵二大公会议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指出，“凡真正属于人的事物，没有一样与基督徒无关”。这与过去某些法国灵修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即强调“逃离世界”的传统说法，认为人应当远离世界。而现在，教会转向了一种接纳并拥抱人类现实的态度。
事实上，整个神学史都显示，神学总是由特定情境塑造的。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为什么“情境神学”其实非常传统。举例来说，特利腾大公会议期间，人们几乎已经决定允许使用地方语言举行礼仪。但当时的大公会议教父们却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新教徒就是这么做的”。因此，他们保留了拉丁文礼仪。只有放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中，这个决定才能被理解。否则，我们很可能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本地语言礼仪了。这个选择，本身正是由当时的历史处境决定的。
您的个人经历中，在什么时刻关键或哪一种特定的体验让您确信“情境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选择，而是当今教会的一种神学必然？
我想到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关键经历。在情境神学著作《情境神学模式》（1992年初版、2002年修订版，Orbis Books）第一章也提到过这些经历。
第一个发生在我的学生时代，在这里，在罗马。在将临期第一主日默想时，主题是“基督，世界的光”。我用披头士的歌《Here Comes the Sun》来说明基督带给世界的光明。在场有一位印度人，他对我说，“对你们在美国或欧洲的人来说，这很好。但对我们在印度来说，太阳是敌人，天气热到我们必须躲避它”。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因文化和经验不同，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也完全不同。
第二个经历发生在我晋铎，并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获得学位之后。刚到菲律宾时，一位朋友问我，“斯蒂文，你是来教罗马神学还是菲律宾神学的”？这个问题，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开始阅读菲律宾文化和历史，努力进入那个情境。我逐渐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不能说当时就已经成功建构出真正“菲律宾化”的神学，那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但那对我来说，是一次“皈依式的转变”。我不再希望教授一种“罗马神学”，而是希望教授一种能够让听众真正理解的神学。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以有意义的方式宣讲福音。
您提出“新的大公性”，即地方神学之间的批判性而富有成果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否已经存在？还是仍然主要停留在愿景阶段？
也许它更多还是一种梦想，而不是已经完全成形的现实。但在某些层面上，已经开始实现，甚至在我的个人经验中也是如此。
在神学中，人们常常谈论“普世性”，但实际上指的是“相似性”或“同质性”。例如有人说，“我们都诵念同一信经，所以这是普世的”。但事实是，欧洲神学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普世神学，而是把一种欧洲视角的神学“普遍化”了。
我所说的“新的大公性”不同于这种简单的普世主义。它意味着我可以用自身文化中有意义的概念表达我的信仰，同时倾听他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并从中学习。
我从菲律宾神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何塞·德·梅萨。他深入研究了菲律宾概念 loob，意指一个人最内在的核心。当地语言中，说某人“有美好的loob”，就是指他心灵美。德·梅萨以此为起点谈论天主，天主就是那位拥有美善内在、启示自己并奉献自我的存在。我非常欣赏这种方法。
另一个例子是非洲的“Ubuntu”，在南部非洲和大洋洲都很重要。其含义是“我因为我们而存在”。这是一种高度关系性的人的理解方式，与西方个人主义形成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丰富我们的神学。反过来，这些高度群体性的文化也可以从西方个人主义中学习一些积极因素。这就是“情境间的对话”，一种让所有参与者都获得充实的交流过程。
情境神学通常与非西方语境联系在一起，那些基督宗教影响较晚、或基督徒处于少数地位、并与其他宗教和传统共存的国家。在我们这些历史上属于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中，它是否也能帮助我们以不同方式理解自身文化？
当然可以。这正是我认为“情境神学”比“本地化”概念更广泛的另一个原因。有时，我们会倾向于把“他人者文化”浪漫化，好像文化只存在于别处。我曾遇到一些美国白人学生，听了拉丁美洲或非洲学生的分享后对我说，“啊，我真希望我们也有一种文化”。但事实上，我们当然有文化！我们只是需要去识别它、接纳它，并以批判的方式加以反思和运用。
对后现代文化、世俗文化也是如此。其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甚至是真正具有福音价值的内容，只是它们并没有被采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需要讨论它们，分辨在这些所谓“非宗教”文化中的福音价值所在。恩典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
这一点会带来非常具体的后果，例如在意大利、比利时或美国这样的世俗化国家进行宣讲时。每当讲道时，我都会尝试把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融入其中，并思考它们如何与当天的圣经文本相关联。我经常这样做。我会问，当代文化中是否有某些运动、语言或公共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段经文？
我认为，我们常常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犯错。但我们必须保持创造性。有时我们确实会犯错，但这并不是灾难。重要的是，每次进行神学思考时，都认真对待具体处境，并提出一种真正“活的神学”。
（ML）（Agenzia Fides 22/0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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