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蒙古 - 科斯塔神父表示蒙古教会也是同道偕行和本地化的试验场

乌兰巴托（信仰通讯社）—在一个规模极小（全国人口中不足0.1%）却充满创造力的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刚刚举行的二O二六年“牧灵周”活动中，突显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同道偕行”和“本地化”。而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顾问贾科莫·科斯塔神父的参与，使这次活动备受关注。
五月五日正式成立专注蒙古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中心Studium，是牧灵周的重要时刻之一，体现了蒙古天主教会多年来努力植根于当地文化脉络中的方向。研究中心是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推动建立的。为此，宗座监牧焦耳乔·马伦戈枢机向本社表示，“这是一个文化研究中心、一个实体空间，但更重要的是一支团队”。
Studium位于主教座堂附近，未来将设图书馆、办公区、会议室，用于团队成员和文化界人士、大学教授等相互交流。此外，下层还配备大型会议厅，成立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马伦戈枢机强调，Studium真正的核心并不在建筑本身，而在其使命。“我们主要在两个方向开展工作。首先是持续培训，每月举办一次主要面向传教士的讲座。内容涵盖蒙古文化认同，从文化、历史、政治、宗教与语言角度帮助理解蒙古社会。第二个方向则是语言。“我们希望提供越来越准确的翻译，并审阅、修订现有资料，以帮助教会翻译重要文本”。
通过“培训”与“语言服务”，Studium成为蒙古教会持续“本地化”进程的重要中心。正是在“本地化”与“同道偕行”交织背景下，科斯塔神父参加了本届牧灵周的活动。
作为一位耶稣会士、参与普世教会同道偕行进程的神学家，科斯塔神父在蒙古推动一种认真面对现实的神学与牧灵道路。一个年轻的教会，其信徒在其他宗教传统塑造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以下为采访科斯塔神父的全文：
请问您怎样看待蒙古教会的现状？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来到蒙古，真的会感觉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会表达方式。在那里，基督宗教不仅仅是少数群体，它甚至不是社会共享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也不属于普通社会象征体系中的自然元素。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个孩子第一次走进小圣堂时看到十字架，竟然害怕得哭了出来。这个小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层的现实，那就是，在那里，十字架还没有因为习惯而变成一种被驯化的图像。为此，十字架重新显现出它本来的陌生感与力量。某种意义上，也迫使我们重新去凝视十字架。
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果。在蒙古，教会不能建立在那些默认存在的前提之上。那里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基督宗教语言体系，人们也没有对福音的自然熟悉感。甚至连在欧洲仍多少支撑着教会经验的那些文化结构，即使宗教实践已逐渐减弱的，在那里也并不存在。所以，传教这一问题重新恢复了它最原始的根本性。究竟应如何向那些对基督宗教毫无既有印象的人宣讲基督？真正的起点在哪里？
此外，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从教会角度而言仍几乎完全陌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福传首先并不等同于扩展制度性存在，而是在于能否建立可信赖、具有人性、并且无偿的关系。
在蒙古，福音再次首先呈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套宗教话语。或许，这正是它最具有福音精神、也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像蒙古这样仅有约1,400名领洗教友的年轻且规模很小的教会，同道偕行的道路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非常强调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必须在自身具体历史中实践同道偕行的道路。而在蒙古，这一点具有特别强烈的意义，因为这个教会几乎是在一九九二年后“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具有某种悖论意味的是：正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教会，它反而很容易迅速被“输入型模式”所压重。当一个团体刚刚诞生时，人们几乎会自然地复制那些来自传教士原属教会的结构、语言以及牧灵范畴。问题不仅在于组织层面，更关乎“如何想象教会”本身。危险在于制度先于教会经验，机构建设先于真正聆听人的生活 。先建立体系，而不是先辨认福音如何在当地文化中扎根。
而“同道偕行”则引入了一种不同的逻辑。它迫使人放慢脚步、彼此聆听、共同分辨。不断提出问题，在这里，一个基督徒团体真正诞生所需要的是什么？哪些形式真正帮助福音成为共同生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同道偕行保护蒙古这个年轻教会，不至于沦为外国教会模式的缩小复制品。
蒙古教会由来自近三十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组成。因此，“多元中的合一”在这里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灵修口号或外交辞令，它成为一种极其具体的日常实践，如何共同作决定、如何理解权威、如何建立传教士与蒙古平信徒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不同修会之间展开合作、如何面对彼此差异极大的教会文化。“同道偕行”恰恰提供了一个空间，使这种多样性能够转化为共融，而不是被压缩成一致化。
本届牧灵周的主题是“蒙古天主教会：恩赐与使命”。这一组合如何表达地方教会的同道偕行圣召？
与其说这是一个“二元组合”，不如说更像一种循环关系。在蒙古，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传教使命只能诞生于“先领受了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恩赐”的经验。福音首先并不是一个需要完成的计划，也不是一种需要捍卫的身份。它是一份甚至先于教会本身而存在的恩赐。正如方济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中指出的，“基督徒有责任宣讲福音……，如同分享喜乐的人、指出美好地平线的人、邀请人赴一场令人向往盛宴的人”。良十四世教宗也强调，教会是“以吸引力”来福传。
在这样一个弱小而脆弱的环境中，另一个问题也立刻显现出来。一个传教中的教会，很容易被等同于它所做的事业、它的组织能力、它能调动的经济资源。当然，这些都具有真实价值，特别是在一个充满社会脆弱性的国家里。然而，传教的核心其实在别处。如果福音性的关系不再处于中心位置，那么教会最终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众多人道机构中的一个而已。
因此，在蒙古，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到基督宗教的宣讲，是通过关系的质量来实现的。愿意付出的时间真正的聆听；与他人分享生活的能力，而不是立刻占据对方空间。在蒙古，教会只能在这种“无偿给予”和“自我开放”的逻辑中诞生。而或许正是在这里，人们触碰到了“同道偕行”最深的核心之一，即教会是一张由关系构成的网络，这些关系因主的临在而被激活、贯穿并不断更新。
访问蒙古期间，谈到蒙古教会时，教宗方济各曾赞扬那些已经“实现本地化”的传教士，他们“以蒙古方式宣讲福音”。那么，这种“本地化”进程如何与“同道偕行”结合在一起？
如果认真接受世界主教会议总结文件的观点，那么“本地化”与“同道偕行”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同道偕行并不仅仅是一种参与式技术，也不只是教会职务功能上的重新分配。它关乎的是天主子民如何在某一具体历史与文化中，共同聆听圣神所说的话。
而在蒙古，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基督宗教仍处于扎根的初始阶段，传教士与蒙古人民已经迈出的步伐令人钦佩。很明显，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把某些内容翻译成当地语言而已，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福音如何进入蒙古人的想象世界；如何进入他们的人际关系方式；如何进入他们对时间、自然、家庭与待客之道的理解。这些，正是蒙古文化的核心。
此类过程不可能由上而下决定，也不能仅由传教士单方面设计。它需要真正共享的分辨空间。因此，“在圣神中的交谈”在这里具有非常具体的价值。因为它让新领洗的蒙古教友能够表达他们真切感到与福音相契合的东西、仍让他们感到陌生或像是外来强加的内容。真正的本地化，总是诞生于一种相互关系之中。福音改变一种文化，同时教会也因与这个民族的相遇而被改变。而“同道偕行”正是保护并推动这种双向动态的机制。
对于一个已经拥有简单、灵活结构的教会而言，同道偕行方法还有什么额外价值？
事实上，我所见到的结构是脆弱的，也许简单，但未必真正灵活。即使在蒙古，也很容易迅速形成一种按照传教士自身教会习惯建立起来的牧灵体系。这其实很自然，因为每一位传教士都会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对“教会”的想象。
而同道偕行的方法，则邀请人重新关注“关系的质量”。特别帮助人发现，即使在教会内部，真正聆听，无论是聆听天主圣言，还是聆听他人，其实都非常稀少。必须承认，蒙古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人们倾向于立刻回应，而不是停下来真正听别人说什么，很难真正让自己接受挑战、很难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共同分辨，而不是只依据自己的牧灵观点。
不过，最近几天的经验，确实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例如，一些蒙古平信徒分享了他们对于“接纳”的理解。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非常重视初次接触、临在的质量、进入他人生命时的细腻与分寸感。这也为整个教会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的堂区、慈善机构与学校，是否真正体现了这种敏感度？当有人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前来，而对信仰并无兴趣时，我们如何无条件接纳他们？在“给予者”与“接受者”这种不对等关系中，如何真正活出无偿性？同道偕行恰恰允许人们停留在这些问题中，而不是过快给出答案；它使人继续保持聆听。
最后，在这段同道偕行历程中还有一个已经清晰可见的重要成果，那就是一个能够带领“在圣神中交谈”与团体互动的小型协调员团队正在形成。对于一个强烈渴望灵性成长的年轻教会而言，这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位于乌兰巴托附近的灵修中心，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仅有场所还不够。一个教会真正成长，是因为有一些人能够守护灵性过程、陪伴共同分辨、支持成熟的教会关系。而这，正是同道偕行最深层的培育成果之一。
蒙古的经验能否在“同道偕行”的理解，以及“福传与本地化”的关系方面为普世教会提供某些启示？
我对此非常确信，蒙古迫使教会重新回到一些在其他地方可能因习惯而被掩盖的问题。在许多拥有悠久基督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仍然不自觉地把教会置于一个文化视野之内，尽管这个视野已经在削弱，但仍然可用。共同的宗教语言、一定的象征熟悉度、稳固的结构、以及长期沉淀下来的道德与社会参照。而在蒙古，这些问题则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什么是本质、什么只是历史层积的次要部分，一目了然。
蒙古经验再次提醒所有人：共议性并不是源自组织上的需要。它源自在一个脆弱、分散、多元文化、处于少数处境的教会中建立真实共融的必要性；源自滋养传教动力；源自珍视组成这个小团体的每一位受洗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同道偕行显然不是围绕内部对立或权力再平衡而形成的，而是围绕对福音宣讲与教会共同生活的共同责任而展开。蒙古经验也提醒我们，同道偕行不等同于不断增加的协商会议。它关乎教会如何学习建立非支配性、非神职主义化、非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总结文件中所说的“关系性的皈依”在蒙古显得尤为具体。
此外，蒙古也给更古老的教会提供了一课。那就是，基督信仰从不完全等同于某一种文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种固定的历史形式。福音始终超越于承载它的结构与文化之上。
就职后的首次讲话中，教宗良十四世就强调了同道偕行对教会的重要性。那么，与上一次主教会议中所定义的“使命、参与和共融”的共议性相比，教宗的方式有什么特殊之处？
每一位教宗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灵修风格、语言表达和教会敏感性。然而，他的这种同道偕行进程的关键并不在于教宗的个人特质，而在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接受进程。无论是方济各教宗还是良十四世教宗，都强烈指出了这种连续性。事实上，同道偕行正是教会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更深刻地吸收大公会议教会论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不会把“方济各的主教会议”与良十四世开启的新阶段视为断裂。进程是同一个，变化的是强调重点、优先方向以及牧职表达方式，但共同点始终在于教会在圣神引导下、在历史中共同前行。
不过，我认为当下的时代背景使同道偕行的先知性意义更加明显。而教宗良十四世显然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极化、充满身份冲突，并逐渐失去在差异中和平共处能力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同道偕行显然体现为教会见证“和解共处”的方式。教会的共融并不消除张力，但它阻止张力演变为排他性的对立。这一点也可以向更广阔的社会提供见证。
为此，“共融、参与、传教使命”这些范畴在良十四世的理解中依然是核心。特别是“传教使命”，越来越成为整合一切的总体视野。一个真正具有使命感的教会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因为福音不断推动它超越自身。
最后，还有一个在整个同道偕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认识，即仅靠文件本身无法实现教会转变。文件可以指引方向、澄清问题、开启进程，但真正的成果取决于各地方教会在关系、权威行使、牧灵实践与结构层面上是否真正愿意被转化。最终，同道偕行并不是要求教会成为“别的东西”，而是让教会更深地显现出自身真实的样子。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形式中，活出那源自基督及其福音的生活方式、关系方式与同行方式。
（ML）（Agenzia Fides 19/05/2026）

分享:

地方教会

---

---

使命/传教

---

---

主教集体领导制

---

---

本地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