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安尼斯·齐佐拉斯的最后一次讲道

雅典（信仰通讯社）—二O二三年二月二日，伟大的东正教神学家、伯尔加莫总主教约安尼斯·齐佐拉斯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至今，已过去三年了。
齐佐拉斯总主教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纪最具原创性和成果丰硕的基督信仰神学家之一。天主教神学家伊夫·孔加尔、约瑟夫·拉辛格，即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以及教宗方济各等都对他予以高度评价。
齐佐拉斯总主教的神学独创性与深度源于他对希腊教会教父传统的深刻而连贯的解读。由此，他阐释了教会圣事性的本质，并确立了末世论的核心地位——始终关注“终极之事”，即个体灵魂与全人类的救赎。因为基督的复活不仅是埋藏在过去的事件，更是应许的归宿。教会诞生并行走于其道路之上，并非源于对基督之死的追忆，而是源于走向死而复活的基督，“铭记未来”。
《铭记未来》（意大利语版由博洛尼亚德洪出版社出版）正是齐佐拉斯总主教最后著作的标题，先教宗方济各为其撰写了序言。
二O二三年一月三十日，约安尼斯·齐佐拉斯总主教原计划在雅典最大的东正教教区，佩里斯特里教区讲道。主题是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和圣额我略等神学家的教义，从而展现对当代教会与世界现状的独到而发人深省的见解。然而两天前的一月二十八日，齐佐拉斯因感染新冠肺炎入院治疗，并于二月二日踏上了通往永恒居所的旅程。
以下刊载的是这位伟大神学家未能完成的讲道全文。
（尼科斯·佐伊蒂斯）
对三位伟大教会教父，圣巴西略、圣神学家额我略和圣金口若望著作的研究，使我们对当今世界教会状况得出某些结论。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所尊崇的三位伟大教父不仅深刻影响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文化，更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所谓拜占庭文化以及主要信奉东正教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这种影响带来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对教会及其牧者的尊重上。无论是过去，甚至可能在今天，这种尊重从未因个别人员的卑劣行径而受到损害。因为东正教徒始终秉持着卓越的区分能力，将具体个体与现实及其所代表的人物区分开来，使对原型的敬重不会因其反映者和形象的缺陷而受到影响……。
社会方面，教会将团体主义引入公共生活组织，从而强化了“民主”精神的真正内涵。它还创造了一种宽容人类弱点的伦理观，避免一切“神圣审判”和“猎巫行动”，积极倡导与他人同甘共苦的伦理观。
若没有教会的深远影响，这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今天所证明的那样，随着社会逐渐西化，我们社会中的所有这些价值观正在慢慢消失。
社会继续沿着一条似乎无法被我们激烈社会说教的火焰所阻断的道路前进。可怕的是，不知不觉中，教会本身已不再是守护三位一体天主的那粒盐，哪怕只是以“少数余民”的形式存在。正如我们今日所尊崇的教父们所教导的那样。
遗憾的是，当今教会身份认同发生改变的迹象比比皆是。我将举三个典型例子：
a) 心理主义日益侵蚀着我们的教会
信徒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去教堂与他人相聚，而是为了“体验”与“神性”接触的个人感受。这种纯粹个人化的、主观的心理宗教性，如今已被教会本身以人工“沉思”的形式加以培养——半暗的小教堂、对修道院的偏爱、逃避宗教节日拥挤的冲动等等。甚至告解本身也发生了这种转变：它从古代教会中修复我们与社会及教会团体关系的媒介，逐渐演变为治疗个人心理创伤，即心理创伤的“疗愈中心”。精神分析，这种极致的个人主义内向化产物如今不仅征服了正统神学，更将教会转变为治疗个体的“医院”或疗养中心，仿佛教会团体不足以治愈人类，使其从内向者转变为社会性存在。
b) 道德主义正威胁着动摇教会自身的根基
道德主义必须与伦理学明确区分，它基于道德规范的推广，始终符合社会所评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这种做法掩盖了我们堕落本性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并引入了罪孽深浅的区分，仿佛罪恶可以被量化分级。于是，手持诅咒之石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准备用石头砸死那些比他们更罪孽深重的人。在这场石刑中，基督缺席了（教会将祂隐藏起来），他本会说“谁没有罪，就先扔石头”。取而代之的是教会本身，如同未皈依前的扫罗，主导着，或假装主导着这场净化性的石刑。于是，悔悟与最终的痛悔，如今正被法利赛式的“οὐκ ειμί ὥσπερ οἱ λοιποί”（我不像其他人）所取代。当基督——教会之首虽无罪却在十字架上与罪人认同时，祂的身体——教会如今却回避这种认同，无力举起其首领的十字架。因此，我们引述过的金口若望的教会论在实践中被颠倒了：首领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身体却拒绝被钉。但金口若望强调，身体与头部的任何分离都意味着身体的死亡。正如这三位伟大的教父所理解的那样，教会的身份正面临危险。
c) 教会身份因与当今技术文化的融合而受到威胁。这一点非常微妙，需要特别关注
技术对教会身份构成威胁，因为它引入了一种特殊而危险的个人主义形式，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共融，培养了一种脱离物质的沟通形式。特别在互联网和电视的形态下，人们“ἐπί τό αὐτό”的实体相遇——这正是教会的本质——正被“精神”接触所取代，其中教会所有物质象征（即关系图腾的载体）均遭废除。因此，当地民众聚集和对圣像或神职人员的实体拥抱已不再必要，因为神圣礼仪现在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有时甚至应教会自身要求进行。不久后，告解也将通过互联网进行。且不要任务此举是为了方便病人或其他行动不便者。因为提供给这些人群的，绝非礼仪功能的实质（其前提是身体的实体存在与共融），而仅仅是视觉形象，即一种“虚拟现实”，是圣礼仪的戏谑化呈现。如此一来，教会仅向人们提供心理上的满足，却篡改了其本体论身份的本质。因为礼仪是“επί τό αὐτό”的共融（Synaksis），而教会是团体。教会竟能心安理得地将“神圣事物”交付于“俗人”。以教会适应当代人需求为名，教会的身份正以危险的速度被扭曲。
上述三点尤为重要，在当今时代更需强调。基督教会的三位伟大教父是普世导师，其重要性不仅限于希腊文化，尽管今天的人们常强调这一点。他们的教导面向所有人，关乎人类作为三位一体上主的形象而存在的普遍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在教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和彰显，并非通过教义，而是通过教会本身的存在及其身份。因此，确保教会身份不被扭曲和改变至关重要。当今时代，此类变异的危险性尤为严峻。上述要点仅为示例，尚可补充诸多其他内容。仅凭这三点便足以唤醒我们的良知，尤其是那些肩负教会领导与民众教育重任者，这应是服务精神的最高体现，而非专制暴政的延续。若要守护教会身份，正如教父们所构想的那样，履行我们对上主、对人类以及对今日我们所尊崇的基督教会三位伟大教父的责任，我们别无他求。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的三位古代教父曾编撰过神圣礼仪，这绝非偶然。在神圣圣体圣事中，教会的身份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在那里，教会显明并实现其作为基督身体的身份，成为至圣圣三的形象，预示着天国的来临。在那里，人类体验着与三位一体的上主在基督内的关系，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受造物本身的关系。人类从这种关系中汲取灵感和指引，指引其生活。只需分析圣巴西略或圣金口若望的神圣礼仪，就能向当今世代，包括我们这个时代传递这些教父们献给教会和人类的精髓。
（Agenzia Fides 03/0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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