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伟大的人类Magnifica humanitas》及数码时代沦为“另类殖民主义”的风险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教宗良十四世选择五月十五日签署首部通谕《伟大的人类Magnifica humanitas》，无疑明确展示了旨在承传伟大教会社会训导的传统，特别是先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三世教宗发表了《新事通谕》。
而今天所指的“工业革命”，则是人工智能（AI）的革命。然而，《伟大的人类》并不打算成为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通谕（尽管这一主题居于核心位置），而更是一篇关于我们“伟大人类”的通谕。这种人类，正在被当前这场革命深刻震动。
今天于梵蒂冈主教会议大厅举行的发布会上，教宗亲自出席了新通谕发布会。且在开篇卷首便明确指出了这一训导性反思的核心框架，“天主所创造的‘伟大人类’，今天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选择：是建造一座新的巴贝尔塔，还是建立一座天主和人类共同居住的城市”（第1号）。
接下来的反思，旨在召唤全人类以及各类决策者进行真正的良心省察。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正面谴责技术。教宗写道，“技术本身不应被视为与人格相对立的力量；相反，它从一开始便扎根于人类历史之中，因为它是‘一种深刻属于人的事实，与人的自主与自由密切相关’”（第4号）。因此，关键在于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前，建立一个伦理与道德框架，并以追求“公共善”为认识论标准。
当前背景下，良十四世指出，天主教社会训导原则对于辨别方向具有巨大帮助。“在一个少数主体集中掌握数据、计算资本与规范制定能力的世界里，谈论公共利益，就意味着揭露这种新的知识、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性，并指出人工智能的新型垄断”（第109号）。真正的挑战在于“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也就是“使其脱离武装竞争的逻辑；而这种竞争如今已不仅是军事层面的，也包括经济与认知层面”。同时，也要使其摆脱“对性能更强算法与更庞大数据库的竞赛逻辑，而这种竞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相对于其他国家和主体的地缘政治或商业优势”（第110号）。教宗进一步解释，“‘解除武装’，意味着打破‘技术力量等同于统治权利’这种逻辑。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放弃技术，而是防止技术支配人类”（第110号）。
人工智能并非“中立”
在这一辨别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认识就是人工智能并非“中立”。因为“它会呈现出那些设计它、资助它、监管它以及使用它之人的面貌”（第9号）。这一反思的核心，集中体现在第104号。“我们不能把人工智能视为道德中立的。……事实上，每一种技术产物都携带着选择与优先次序：它测量什么、忽略什么、优化什么，以及它如何分类人和情境。如果一个系统的设计或使用方式，使某些生命被视为较不值得尊重，或者在没有申诉可能的情况下将其排除，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善用的工具’。它本身已经引入了一种违背人格不可剥夺尊严的标准”。因此，“伦理辨别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是否为了好的或坏的目的使用某个系统。还必须追问这些系统是以何种方式被设计的，以及支撑其数据与模型的人观和社会观究竟是什么”。为此，良十四世指出，“首要的选择并不是对技术说‘是’或‘否’，而是在于我们究竟是在建造巴贝尔塔，还是在重建耶路撒冷；是在追求一种妄图统治天空的权力，还是成为一个在天主临在中共同工作、重建兄弟友爱共处城墙的民族”（第9号）。
数码新殖民主义
文件谴责了一种具有“前所未有面貌”的当代“殖民主义”。它“不再只是统治人的身体，而是占有数据，把个人生活转化为可被利用的信息”。教宗指出，“整个地区，特别是那些地缘政治重要性较低、结构性更脆弱的地区，如今正被一种新的掠夺逻辑所穿透。即对医疗数据流、流行病学档案、基因图谱以及人口统计数据的攫取”。教宗痛惜地表示，这些已成为“权力的新型‘稀土资源’。这些生命性信息一旦被相互关联，就可以被用于训练预测模型、制定投资战略、预判危机，特别是决定谁和什么才算重要”（第178号）。
明显的风险在于，新的支配形式以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因为“谁掌握了整个民族的医疗数据，谁实际上就掌握了未来的结构性杠杆：他可以塑造需求与市场。而这些数据，往往是在援助、科研或创新的名义下收集的”。且“他还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决定药物、投资和保护应优先给予谁”。教宗认为，这里涉及“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道德问题之一”。即“要把共享知识转化为公共利益，而不是统治工具。不仅把描述人民的数据归还给人民，也把决定这些数据如何被使用、由谁使用、为谁服务的权利归还给他们”。否则，教宗警告，“数码时代将不会是后殖民时代，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殖民时代”（第178号）。
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教宗进一步指出，数码世界中，在许多情况下，对平台、基础设施、数据以及计算能力的控制并不属于国家，而是掌握在大型经济和科技行为体手中。事实上，正是它们决定了进入的条件、可见性的规则，以及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问题之严重在于，“当如此巨大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往往会变得不透明，并逃避公共监督。与此同时，也会增加一种扭曲发展的风险，从而制造新的依赖、排斥、操控与不平等”（第95-96号）。
超人类主义的新诺斯替主义以及把“人类本身”视为必须被超越的缺陷
如果说《伟大的人类》对人工智能更多是一种警告而非全面谴责，那么它对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思潮的语气则明显更加严厉。上述思潮“把进步理解为对人类本身的超越”。良十四世指出，这些思想就像“一片由不同概念岛屿组成的群岛，但它们都被同一片假设的海连接起来：即技术至上的中心地位，以及超越人类条件限制的梦想”（第116号）。超人类主义，“设想通过技术（如生物医学、身体工程、设备与算法）来增强人类，以提升能力与表现”。而后人类主义则走得更远，“它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设想一种人类、机器与环境之间的混合状态，甚至幻想一种跨越门槛的转变，即人类将超越自身，进入新的进化阶段”。尽管教宗承认“这些设想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推测性理论”，但警告说“它们正在改变集体想象，并因此影响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选择”（第116号）。
面对这些意识形态性的偏差，它们之所以更加危险，恰恰因为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能够伪装成“善意”，甚至对某些人而言已经构成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新诺斯替主义（gnosi）。它轻视有限的人类身体，并梦想摆脱一切人性的限制；基督宗教则拥有一种宝贵的经验。教宗指出，“今天，我们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似乎正陷入危机。一切看起来像是‘限制’的东西，无能、疾病、衰老、痛苦、脆弱，往往首先被视为需要修正的缺陷，而不是人性得以成熟并向关系开放的地方”。然而，“道成肉身”开启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当古老与现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推动人类通过技术手段超越自身的限制，并凌驾于他人之上以确立支配时，天主子进入我们人类处境的奥秘却讲述了一个相反的运动。永生的天主降临到我们的历史之中，为将我们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承担我们的软弱，并将其转化为救恩的场所。人的任何时刻或任何状态，都没有不配属于天主的”（第232号）。
恩宠能够穿透的伤口
在此，良十四世展开了一段极其优美的人性反思。人的“局限”恰恰成为恩宠之光能够渗入的裂缝。他写道，“正是在我们的有限之中，怜悯之心、对他人需要的真诚不安、在黑暗与失败中依然令人惊讶的慷慨、属灵经验以及对天主的朝拜，才拥有了空间”。“当局限性在我们的生命中变得具体时，比如遭遇拒绝、因亲人疾病或离世而痛苦、经历无能为力或失败，—我们便会看到这一点”。“神秘的是，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反而可能获得一种新的智慧，亲身感受到他人的关爱，并体验到上主的临在”（第119号）。教宗进一步指出，“即使局限性表现为内在痛苦，人类智慧也教导我们，不要将其否认或压制，而要学会整合它”。因为“如果彻底消除痛苦，从根本上说，也就等于熄灭爱与渴望”。“凡是去爱、去渴望的人，都无法避免经历考验与痛苦。因此，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内心会保存下一些深刻的教训，它们像伤疤一样铭刻于我们身上，成为自由与跌倒、梦想与幻灭之间旅程的记忆”（第120号）。教宗还写道，“我们受造者局限性的道德腐败，那明显搅动人心的恶，会毁坏社会与生命，甚至走向极端的非人化”。然而，“即使这种痛苦的限制形式，也仍然为善留下缝隙。即便人类变得非人化并制造悲剧，人性中仍有一束微小的光继续闪耀，并且在天主恩宠之下，仍能够在悔改与和解的道路上重新被点燃”（第121号）。
为此，《伟大的人类》最终成为一首赞美批判精神、自由以及人类之美的赞歌。歌颂人类那种无限的能力，即使带着皱纹与伤痕，也能够再次站起来。而人类肉身所承载的无价宝藏，并不是为了一个“被增强”的身体，而是为了一个光荣的身体。
（ML）（Agenzia Fides 25/0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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