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帕罗林枢机谈“上海教务会议”与中国教会现状

圣座国务卿皮埃特罗·帕罗林枢机
罗马（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全文发表圣座国务卿皮埃特罗·帕罗林枢机在《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研讨会文集发布会上发表的讲话。十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在宗座传信大学礼堂举行的传大新学年开幕式上，同时举行了文集发布会。
题为《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1924-2024》的文集，系传大出版社出版、福音传播部编辑。
其中收录了二O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即上海教务会议百年之际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文集。帕罗林枢机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学术界同仁，
亲爱的同学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值此新学年伊始之际，我非常高兴地与诸位共同见证这个特殊时刻。它不仅标志着新学年的启程，更见证了你们在“希望禧年”中圆满完成的朝圣之旅。
本次学术活动源于二O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同一礼堂举行的国际研讨会文集。这一会议主题聚焦于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教务会议”。我仍清晰记得当天的盛况，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接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与会嘉宾。因此，我谨向会议组织者（宗座传信大学、信仰通讯社及中国牧灵委员会）以及本书的编者致谢。这本文集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教务会议”并发掘其当代意义的契机。
发言中，我仅想简要提及若干主题。这些主题，在理念上将上海教务会议与中国天主教会团体的当下及未来历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上海教务会议与“时代的征兆”
上海教务会议是先教宗比约十一世召集的，旨在促进中国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成熟教会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其完全融入中国历史与文化。教宗清楚意识到，在那个阶段，必须使传教工作摆脱与西方大部分政治利益可能产生关联的模糊性。事实上，这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解决方案之一是逐步但坚定地将中国教区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司铎和主教。
我在去年会议上说过——今天我再次重申，这绝不是要对传教士迄今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妄下结论。他们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才能对其进行平衡的重新评估，即将其置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机遇之中。我们应当感激那些历代传教士，他们辛勤耕耘、奉献生命，以真诚的爱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中国大地。然而，某些西方列强提供的庇护，却给他们感人至深的传教工作带来了沉重负担：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圣座的自主行动；另一方面，它扭曲了中国人对传教士存在的认知，仿佛福音传播工作是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长期阻挠圣座与中国建立直接关系的多次尝试。刚恒毅总主教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作为宗座代表被派往中国，其富有远见的牧灵方针和宝贵的外交工作却屡遭攻击。就这样，宝贵的机会和岁月被白白浪费了。
尽管面临内外反对与阻力，上海教务会议播下的种子很快开始结出硕果。事实上，会议结束两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了近代首批六位中国主教。二十年后，在经历中国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将中国现有的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促进了中国教会生活的最终正常化。在圣座和中国教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圣神引领下，凭借上海教务会议开启的变革势头，并在历史环境的推动下，双方得以探索并实践出独特的临在方式和本地化形式。
本笃十五世教宗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的《夫至大》宗座书函中，为这条道路做出了权威性的指引。这一教导性文件正是上海教务会议的主要灵感来源。文件主张传教是教会固有的使命，同时摒弃了错误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即认为基督信仰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注定在欧洲以外地区成为“外来宗教”。与此同时，人们强调了所有教会与教宗共融纽带的不可或缺价值。教宗不仅是天主教身份的守护者，更是信仰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健康成长的最高保障者。刚恒毅总主教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教宗是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国家；但这种对教宗的服从不仅不会损害每个人对祖国的热爱，反而会净化并重燃这种热爱（……）。教宗希望中国天主教徒热爱自己的祖国，成为最优秀的公民” （《刚恒毅回忆录1922-1933》第一卷，第十四章）。
2. 历史的长河
即便是最清晰的洞见和最有希望的开端，也难免要面对历史的意外。就中国而言，上世纪的历史事件使人民摆脱了外国殖民统治。然而，这个国家新建立的政治秩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分裂，最终演变为未经罗马主教同意便举行主教祝圣仪式的做法。
完成中国传教任务后，刚恒毅总主教被任命为当时的传信部秘书长。他建议比约十二世不要用欧洲视角解读中国局势。事实上，一九五八年的《宗徒之长》通谕中， 教宗一方面提及了对那些在未与罗马主教共融的情况下授予或接受主教圣职者的自动绝罚，但另一方面却从未使用“分裂”一词来指代那些未经教廷授权而受祝圣的中国主教。此外，在同一通谕中，教宗重申中国天主教徒有责任热爱祖国、遵守不违背基督信仰和道德的法律，以促进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3. 上海教务会议与中国教会的现状
在上海教务会议开启的中国天主教会崭新而积极的发展道路上，也曾遭遇挫折、艰辛与创伤。然而，谁都看得出，这实际上几乎是历史中流浪教会的必然状态。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天主教会呈现出许多特征，似乎回应了上海教务会议所表达的期望。
例如，中国天主教团体如同散落在广袤土地上的“小羊群”，他们完全融入了国家现实，与之共同前行，丝毫没有成为信奉异教的异类。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与罗马主教及普世教会保持共融，正在寻求自己的传教之路，为祖国贡献力量。尽管面临困难与苦难，这些团体依然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诵读圣言、施行圣事，还是为大众福祉开展爱德事业。这无疑呼应了百余年前上海教务会议提出的愿景。
同一时期，历任教宗即便在最严峻的关头，始终指引着宽恕、和解与合一的道路，以疗愈创伤、携手前行。立足于此，中国天主教团体至今仍蒙主护佑，坚守着宗徒的信仰。
过去几十年里，教廷关于中国天主教会状况的训导中，二OO七年本笃十六世教宗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堪称是其最高表达的体现。在此整体框架下，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临时协议》也得以成熟。
二O一八年九月，这一协议签署了，并在教宗方济各的任期内三次续签。但达成这一协议的历程早在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时期就已经开启了，并在本笃十六世教宗任期内持续推进，后者于二OO九年批准签署这一协议。正是在二OO七年那封信函中，本笃十六世教宗曾呼吁“与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有关主教候选人遴选的若干问题”（致中国天主教主教、司铎、度献身生活者及平信徒的信，第9段），并使教区和教省与民政管理的新划分相适应。因此，这是历经数十年明辨过程后迈出的一步。
这是一个工具，需在充满现实主义、耐心与信心的道路上加以运用并检验其效果，即使在困难时刻和停滞阶段也应不断更新。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协议所依据的教会准则，以及必须以信仰的眼光看待它。作为一种工具，它当然不能称已经或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有人可能会将迄今取得的成果视为“令人失望”。但我认为，这一协议应被视为“希望的种子” ——正如我们正在善度的禧年所提醒我们的，这种希望不会令人失望——尽管困难持续存在，途中也难免遭遇意外，但凭着天主的恩宠，它必将结出宣讲福音、与普世教会及罗马主教共融、以及真正基督徒生活的果实。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展望尚待完成的工作，并继续积极投入其中。
我愿以教宗方济各向《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会议发表的视频讲话片段作为结语：“在中国的道路上，上主守护着天主子民的信仰。上帝子民的信仰始终是引领方向的指南针，从上海会议前后直至今日。……在我们看到的非人性化势力似乎要加速世界终结的时代，跟随耶稣的人热爱和平，并与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联合在一起”。
感谢大家。
（Agenzia Fides 11/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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