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塔格莱枢机谈中国教务会议、传教使命与当今中国教会

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
罗马（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全文发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在宗座传信大学开学典礼暨《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研讨会文集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
十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全体传大师生、教职员工穿越圣伯多禄大殿圣门、参与了塔格莱枢机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隆重圣道礼仪。
《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研讨会文集收录了二O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传大举行的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姐妹们，
我也为共同度过的这个美好而重要的日子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共同庆祝了禧年、开启了2025-2026学年，并在这场学术活动中圆满落幕。
这次活动核心环节是纪念中国首届教务会议，又称上海教务会议百年国际研讨会文集的发布会。
二O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研讨会就在这同一间礼堂举行。这所大学诞生于传信部，因此与使徒使命、向万民传教及其当今的新视野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身处一所传教大学，它是传教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礼堂里，十月四日曾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国际会议，作为传教世界禧年的一部分。会议主题为“当今的向外邦人传教使命：迈向新视野”。在重要报告开始前，中国学生的歌声也在这个礼堂里回荡。
今天十月十日，我们正值传教月，这是全球教会团体致力于传教事业的时刻。十月十九日主日，教会将庆祝世界传教节。
这一切似乎给了我一个启示：我的发言应以传教为主题，将首届中国教务会议与当今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我的发言将围绕三个简单要点展开。
第一点：首届中国教务会议也是“传教大公会议”
正如先前所述，上海教务会议的总协调人是受教宗比约十一世委派的刚恒毅总主教。
阅读关于上海教务会议的所有历史文献以及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刚恒毅枢机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教宗赋予他的任务的最终目的：为中国土地上一个崭新且持久的传教春天打开大门。
开幕式讲话中，特别是结尾部分，刚恒毅总主教在这一点上展现出了极具感染力的力量。他告诉与会神长们，“我们必须设法制定《传教守则》，以便通过统一方法和协调手段，使基督信仰的事业在中国获得更强劲的推动力，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这篇演讲充满传教热情，堪称先知般的预言。
请听另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其中对历史进程和世界动态的洞察力尤为清晰。刚总主教指出：“但时间紧迫。现在是中国复兴的时刻。在这未来世纪的动荡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将应验——‘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
在之前的段落中，刚恒毅总主教已提醒，拟定的大公会议章程必须服务于“传教事业的普世福祉，勇敢展望未来，并通过一切研究追求唯一目标，即让中国归信基督”。
上海大公会议章程的实际操作性在这一文集的多篇论述中得到强调。
例如：
● 会议规定教堂和宗教场所外的标识必须使用中文，不得悬挂国旗或其他象征他国的标志；
● 提醒传教士穿着宗教服饰，避免穿着西式世俗服装；
● 事实上禁止信徒向传教士行“叩拜”之礼；
● 规定任何教会职位均不得拒绝符合资格的本土神职人员担任，并下令开始物色适合晋升主教的中国神父；
● 禁止天主教徒种植鸦片，并要求成立委员会根除鸦片消费之祸。考虑到鸦片种植与贸易是由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通过悲惨的“鸦片战争”强加的，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但只有考虑到两个关键因素，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教会规章》所有“具体操作性”条款的重要性。
第一关键点：一切安排都旨在开拓新空间，扫清传教障碍。
若脱离传教背景，这些具体指示可能被视为表面功夫、权宜之计或机会主义策略。
甚至反复强调的“向本土人士开放所有教会职位”的必要性，也可能沦为重新分配教会内部神职权力份额的空洞口号。
第二关键点：必须时刻谨记，上海会议绝非“孤立事件”，更非自发产生的地方性现象。
它或许是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颁布的宗座书函《夫至大》所倡导的“重大转变”最显著的实践成果。人们称之为“钟声敲响”，或是当代传教事业复兴的《宪章》。
历史研究表明，这一文件具有“中国渊源”。在启发和起草过程中，派驻中国的传教士——比如比利时遣使会会士雷鸣远神父向罗马宗座传信部发送的报告和信件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发往罗马的信件记录了在中国工作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人士所培养的民族主义倾向，使教会显得像一个屈从于外国势力利益的殖民实体。
我还想强调当时的传信部表现出的巨大开放性和大胆果敢，他们积极回应了最具远见传教士的洞察与批判性观点。
刚恒毅总主教启程赴华前，前往圣座传信部觐见部长王老松枢机，就抵达目的地后的工作方向寻求指导。王老松枢机为他指明了三个目标：消除外国神职人员与中国神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将教会领导权移交给本土负责人；摆脱法国的“保护国”地位。另一重要事实是，刚恒毅总主教选择不将宗座代表团驻地设在西方使馆的优越地段。他希望强调教宗代表的特殊性质：不同于世俗强权的政治性质，而是牧灵性质，贴近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使其感受到普世教会共同体的归属感。
完成中国使命后，刚恒毅总主教返回罗马担任传信部秘书长。
因此，他是我们福图纳图斯·诺瓦丘库总主教的前任。……这也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每当我们仰望并追溯传信部的伟大历史时，都会感到头晕目眩。这是段超越我们、并将延续至后世的历史，而我们所有人以某种方式都属于其中。包括在宗座传信大学求学的各位学子。
第二点：中国教务会议是传教事业与传教意图“净化”的时刻
上海教务会议是一次传教会议。但会议要求转变视角、范式与实践的对象，全是传教主教。因此，上海教务会议也可视为传教事业的净化时刻。
所有历史研究都证实，《夫至大》宗座书函在中国许多传教界遭到冷遇，甚至引发敌意。
一九二二年刚抵达中国的刚恒毅总主教立即察觉到，这一宗座书函遭到怀疑与冷漠对待。就此，他询问香港宗座代牧师多敏蒙席（Domenico Pozzoni）询问，后者回答说有人认为这封宗座书函“几乎是对散居在那些土地上的传教士的责备”。
对此，刚总主教在日记中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
他表示，存在一种必须铲除的恶性植物。日记中，他将其定义为各传教机构的“地域封建主义”。这些机构封闭在受其管辖的教区内，如同孤岛般彼此隔绝，在许多情况下将本土神父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正如詹尼·瓦伦特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当时的传教媒体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教务会议。主流期刊仅转载了《罗马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对《夫至大》书函也采取了类似态度。
许多人固守自身角色，坚信自己是在“为教会谋福祉”，甚至未能意识到，将基督教塑造成“进口产品”或西方列强战略的宗教表现形式，会使在中国开展的慷慨传教活动变得毫无意义。
必须承认，当时殖民列强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
但在这种传教活动病态中——当时最敏锐的传教士乃至圣座都察觉到了这种病态，从灵性角度看，还存在着更深刻、更根本的问题。
某种自我封闭、自我参照的倾向也显现出来，这种诱惑至今仍可能影响许多以教会使命之名开展的慷慨活动。
第三点：处于“传教状态”的中国教会
如今谈及中国天主教团体时，人们通常关注的是主教任命问题、地方事件、中国政府与圣座的关系，以及与国家宗教政策相关的问题。
这种受误导性刻板印象影响的选择性关注，通常忽视了中国天主教团体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日常的平凡历程。它忽视了由祈祷、礼仪、游行、要理讲授以及牧灵和爱德活动构成的庞大而紧密的网络，这些活动往往直接受到伯多禄继承人日常训导的启发。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信仰浓厚的现实，它开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道路，以彰显并发展教会团体的传教使命，这与上海教务会议最初的传教宗旨不谋而合。
我在二O二四年五月会议上发言中曾指出，我认为刚恒毅总主教和上海会议与会神长们会欣慰地看到，如今完全本土化的中国天主教会正在其运作的限制和条件范围内，实现上海教务会议大部分的愿望和期望。
例如，值得一提的是二OO八年本笃十六世宣布举行圣保禄特别年，中国各地的教区和团体为这位向外邦人传教的宗徒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在此期间——尽管其他地方对此关注甚少，中国各地开设了传教神学课程、举办了关于传教圣召的讲座，这些圣召关乎所有受洗者。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中国天主教团体真实生活的写照。在这里，宣扬福音的使命和参与爱德事业，不仅为弥合过去教会内部的裂痕开辟了道路，更让人们切实体验到基督内兄弟姐妹之间的共融。
正如教宗良十四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所指出的，教会无须捍卫物质利益，而是站在穷人一边，在仍受极端不平等困扰的世界中为他们发声（90-98号）。这些不平等必须得到弥合，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这种和谐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也备受珍视。和谐！
（Agenzia Fides 11/10/2025）
*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宗座传信大学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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