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国 - 专家学者在西安聚焦中国土地上的古老东方教会

Gianni Valente
西安（信仰通讯社）—大秦寺塔虽已破旧不堪，无法使用，但仍然矗立在距离西安市几十公里外的周至县群山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表示，这座佛塔在被佛教徒收购和使用之前是一座教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它是第一批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基督徒建造的：古代东方叙利亚教会的修士们在古代晚期就已定居中国，并将修道院建在了这座基督教堂-宝塔旁。
一六二五年，“大秦景教流行碑”在现在的周至教区出土，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它是考古文物/见证，证明早在公元六三五年，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们就在中国首次宣讲了基督信仰。这块石碑的仿制品就矗立在大秦寺“基督教塔”旁。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正是在周至教区的城镇和山村，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司铎和修女圣召蓬勃兴起，这些地方与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开端息息相关。
于公元七八一年完成的石碑（正如碑文上写）是“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在汉语中，“大秦”一词最初仅指罗马帝国。后来，这个词被用来专指在中国永久定居的叙利亚教会团体。
一千多年后，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学术界仍在关注基督信仰在中国大地上的开端。而这一开端，在西方学术界往往被遗忘、被剔除和不为人知。七月五日至七日在西安陕西宾馆举行的“2024东方叙利亚教会论坛”（中文简称“西安国际景教论坛”）就体现了这一点。
一次基督信仰研讨会
二O二四年西安国际景教论坛主题是“新方向、新史料和新发现”。由中国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大陆、澳门和意大利的二十多位学者在论坛上发言。中国多个教区（西安、上海、北京）的司铎也参加了会议。
一些报告总结了近期在东方教会在中国大地上重要活动区域内所取得的考古成果。这些研究工作，使我们得以重建那些聚集在寺院周边地区基督信仰团体日常生活的节奏和习俗。中山大学刘文锁在《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报告中强调，“在遗址中发现的属于不同时代的物品，证明了古代东方教会的遗址和团体在中国的存在持续了数百年”。
其他具有历史、史学和神学-教义性质的发言中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见解，有助于把握这一经历的范围，以及在唐朝（公元 618-907 年）和元朝（公元 1272-1368 年）期间促成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富有成果的相遇之道路。
意大利洛皮亚诺索菲亚大学的罗伯托·卡塔拉诺教授指出，东方教会的修士们沿着丝绸之路从波斯来到中国。他们人数很少，并没有政治目的或要使中国皈依基督信仰的“计划”。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他们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第一批宗徒们的“巡回式”宣讲方式，不是将基督信仰作为一种“强加于人的宗教”，而是一种“谦卑的建议”、一种在多元和跨宗教背景下提供的礼物。他们的出现并没有成为与社会和政治秩序“对立”的力量：他们请求并等待中国皇帝的同意。在教堂中展示皇帝的肖像，就是向所有人表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帝国的授权。
修士们到达中国后，在向其他民族阐释基督信仰的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和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术语。发言中，特里维内托神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托尼奥洛神父表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尝试用不同于闪米特语或罗马希腊语起源的文化语言，用中文概述神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国鹏教授肯定地指出，“通过这些方式，基督教信仰与道教思想语言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某种融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丁锐中在发言中表示，“甚至对耶稣之母玛利亚的敬礼，也是以中国文化祖先传统所熟悉的形式和口吻提出的”。
十七世纪，葡萄牙耶稣会士阳马诺（曼努埃尔·迪亚斯）和他的意大利同伴艾儒略（朱利奥·阿莱尼）、卫匡国（马蒂诺·马蒂尼）寻求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传播福音的新途径。浙江万里学院侯昕和福建师范大学的杨虹帆，讲述了东方教会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如何成为一个参照点的，这一历史经历被视为“神迹”。而基督信仰在中国大地上每一次名副其实的“新开端”，都要与之重新联系起来。
一批权威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人士也高度评价了景教的传教经历，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经历。在孔子的土地上，作为来自中东的救恩宣讲的传播者，基督信仰团体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的表现形式。华南农业大学的殷小平教授在报告中阐明了“岭南大学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工作尤为出色，他们努力证明了这些团体在适应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以外的史学界和出版物对景教的解读却一再显得模棱两可。米兰圣心大学教授保罗·德乔瓦尼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学术界甚至质疑西安景教碑的真实性、质疑其存在。因为这一历史发现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神话”，证明了中国皇帝保护基督徒的作为。在传教界，特别是福音教派和新教传教士的重新解释中，寺院和主教区网络的消失被视为历史性失败，而东方教会在中国的整个悠久历史都被归咎到这一过度模仿的态度上。在现代西方传教士看来，这一教会在提出自己的“身份”时犹豫不决，以至于没有将自己与佛教或道教的信徒区分开来。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只有少数东方学者对古代东方教会的传教冒险提出了不同的创新观点：在《景教中国纪念碑》一书中，日本人关芳弘将在波斯、蒙古和中国领土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主教、修士和基督徒的存在描述为一种“基督教文明”，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那几个世纪正在欧洲形成的“基督教文明”。
“消失的”东方教会与“中国化”
西安会议最后表明，这是一次围绕东方教会在中国历史开展深入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学者们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加强早在西方现代历史阶段开始之前基督信仰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相遇。
那次相遇中，一个传播基督信仰宣讲的团体来到中国，它没有将自己作为“舶来品”强加于人。经过漫长而耐心的过程，基督信仰经验适应了中国唐朝和元朝文化及社会政治背景，从而得以蓬勃发展。
今天，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对在华东方教会历史的关注，也可以为中国政府要求宗教信仰团体“中国化”提供有趣的见解。与历史进程的真实发展加以对比，总有助于消除误解、束缚、机械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影响。
（Agenzia Fides 17/0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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