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宗座传教善会新闻机构
Marie-Lucile Kubacki
古晋（信仰通讯社）—马来西亚东部古晋总主教区总主教傅云生，是亚洲教会中传教、本地化以及宗教间对话等议题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声音之一。
他成长于佛教-道教背景下，少年时期因在一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中求学而皈依天主教。此后，他与婆罗洲原住民社群密切相处二十多年，并精通他们的方言。作为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福传办公室主席，他积极致力于在亚洲大陆推动保护本土文化、重视“近邻宗教”。并倡导在日常人际关系中以“福音的低语”方式传播信仰的传教观。
以下是本社采访傅云生总主教的全文：
傅总主教，您的古晋总主教区位于“原住民马来西亚”的核心地区。这一教会团体有哪些独特之处？
马来西亚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组成。一部分位于马来半岛，经济高度发达，以穆斯林人口为主，拥有如吉隆坡、槟城和柔佛州的首府新山等大城市。而在南中国海另一侧的婆罗洲岛上，则是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地广人稀的地区。我所在砂拉越州，一半人口是原住民，而且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在我服务的古晋总主教区，共有12所堂区，其中7个是乡村堂区，以及近三百个设有天主教小堂的村落传教站。司铎通常每月只能探访并举行一次弥撒圣祭。为此，当地的祈祷负责人承担起各自村庄的灵修和牧灵领导工作。这些乡村基督徒团体充满活力，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也面临着年轻人大量迁往大城市、只留下老年人留守乡村的挑战。
您非常强调“本地化”。具体来说，传教士是如何保护当地文化的？
不同于某些刻板的印象，来自英国的米尔希尔传教会会士们抵达砂拉越后，并没有摧毁当地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一名年轻司铎时，有幸与最后一批年长传教士共事。我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传教方法的价值，他们学习当地语言、研究农业文化和传统礼仪。主日礼仪和祈祷用书，都逐步采用当地语言。会士们将《圣经》、祈祷文和礼仪文本翻译成原住民语言，特别是比达友、伊班语以及许多其他方言。传教士们使当地人民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善度信仰生活。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将语言置于礼仪中心，就是在帮助保存这些团体的身份认同。他们还将传统生活元素融入信仰实践，如开垦土地前的祈祷、播种前的祈祷、求雨祈祷、丰收感恩祈祷、降福农具和新种子，以及建造房屋期间的祈祷。尽管当时并没有使用“本地化”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在落实在实践中。
因此，信仰没有抹去文化，而是提升了文化，彰显了其中的好客精神、神圣感以及家庭的核心地位。而文化，则赋予天主教信仰一种扎根于日常生活的本土表达方式。
您积极推动并参与口述圣经和有声圣经项目。请您介绍一下这段经历？
这些原住民群体拥有深厚的言传身教传统，大量故事和传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今天，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实际上从未真正学会阅读。而正是这些祖父母一代人成为了天主教徒，并把信仰传递给自己的孙辈。几十年来，他们忠实参与主日圣道礼仪，每周聆听福音。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天主的话语仅仅停留在纸质《圣经》中，那么，它实际上无法真正触及到人们。
因此，我们启动了有声圣经项目，并与多个基督教团体合作（例如美国的Faith Comes By Hearing），录制并提供音频《圣经》，特别是福音的音频版本。
现在，比达友方言和伊班语录制的音频圣经，让这些年长教友能用他们的“心灵语言”，即村子里使用的母语聆听圣经宣讲，其中包含他们熟悉的意象、节奏和语调。《圣经》不再只是主日在教堂里听到的一本遥远的书，福音成为从他们自身文化内部发出的声音，以至于他们能够说“现在我认识了我的天主。是耶稣在用我的心灵语言对我说话”。
我和司铎们亲自参与了这一项目，既参与了翻译，也参与了录音工作。我们以现有圣经文本为基础，努力既忠于天主圣言，又尊重原住民独特的叙事风格。随后，我们还需要寻找来自这些团体内部、可信且受人尊敬的人来朗读这些文本，让人们听到熟悉而值得信赖的声音。当老人们听到自己村里的人、用自己的方言宣读天主圣言时，他们深受感动，并真切地感受到耶稣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这一切是怎样实现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诠释学、教理讲授与牧灵可及性之间一种极其富有成果的结合。这并不是一种专为不会读写的人设计的“备用方案”。恰恰相反，在以口述传统为主、经历去基督化或文盲率较高的环境中，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传播圣经丰富内涵的方式。查经小组可以围坐在一个音频播放器或手机旁，共同聆听一段经文、静默片刻，然后分享各自的理解和感悟。对于许多人而言，用自己的“心灵语言”聆听天主圣言，比起阅读英语或马来语等其他语言的文本，更能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并进入祈祷。与此同时，这些“口述圣经”也在保护本民族语言，并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保存。每当团体聚在一起，通过有声圣经祈祷时，他们实际上为自己的语言赋予了新生命。他们向年轻一代展示，这种语言值得被使用、完全能够承载天主的圣言。在一个子孙后代很容易转向被认为更“实用”的语言，如英语、马来语和普通话的时代背景下，这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原住民语言不仅适用于日常交谈，它同样能够表达信仰、神学思想和礼仪祈祷。由此，增强了原住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尊严。今天，我们非常感激早期传教士的远见卓识。他们早已认识到，如果福音真正要在一个民族中扎根，就必须拥抱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对土地和文化的关注，也体现在一个受《愿祢受赞颂》启发的项目中。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原住民文化中，土地与身份认同密不可分。然而，全球化促使年轻人在接受传教学校和公立学校教育后离开村庄，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留在村里的往往只剩下祖父母辈的农民，他们拥有丰富的土地智慧。知道在哪里寻找食物、了解哪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懂得观察季节变化，并依靠土地收获维持生活。但出生在城市的孙辈们，已经不再了解祖先的土地。
为此，在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通谕启发下， 我们发起了一项改变这一现象的计划。旨在让年轻人重新接触并重新连接祖父母的土地，在村里生活几天、种植果树、参与日常劳动、聆听长者讲述故事。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在这些土地智慧彻底消失之前传承给下一代；第二，防止那些已经迁居城市、与祖地失去联系的后代出售祖传土地。因为，当村庄土地消失时，团体也会瓦解；文化随之崩溃，而地方教会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重新连接，使年轻人重新回到土地上，并运用现代工具和新的农业技术来耕作和管理土地。
您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深深镌刻着文化与信仰相遇的故事。您是如何走向领洗的？
我成长在佛教和道教背景的家庭。父母曾在传教学校就读，因此，我也进入了爱尔兰基督学校修士会开办的学校读书。正是在那里，年幼的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天父”的故事。虽然我们看不见祂，但祂深爱着我们。我记得一幅图画，一位年轻走下山坡寻找一只羊。这幅画深深留在我的心中很多年。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耶稣善牧，祂在寻找迷失的羊群。
可以说，对我而言，福音也是“轻声细语”进入生命的，而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宣讲。这种影响来自我参加的慕道课程，尽管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徒；来自老师们的榜样和关怀；也来自基督学校修士会会士们带领的校园团体生活。七岁时，播撒在我心中的种子渐渐成长。十六岁时，在父母祝福下我请求领受圣洗圣事。我的母亲也是通过一位同事的见证而走向信仰的，那位同事在日常友谊中向她分享自己的信仰，也是在“轻声细语”地传播福音。一九七九年，我们全家在同一年领受了洗礼。这段经历使我特别认同一种以亲近、教育、关系品质、友谊和默默见证为核心的传教方式，而不是依赖长篇大论的演讲和辩论。
您在亚洲主教团协会的工作中提出了“近邻宗教”和“低语福音”等富有启发性的概念。您希望借此表达什么？
在亚洲，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信仰和宗教，人们通常习惯称之为“其他宗教”或“非基督宗教”。然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道教徒为邻的生活经历，让我有了不同的体会。记得小时候，每当我们全家回乡下时，母亲都会把家里的钥匙托付给我们的印度裔邻居保管。放学后，我们也常常到彼此家中串门，相互帮助、彼此照顾。
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经验，在亚洲主教团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提出了“近邻宗教”这一说法。这种表达改变了我们看待宗教的方式，也开辟了通过友谊开展对话的新可能性。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宣讲耶稣的新方式，即不是强加于人，也不是通过争论来说服别人，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中“低声细语话福音”。
当一位同事或朋友正在遭受痛苦时，仅仅陪伴在他身边并对他说一句“我会在耶稣面前为你祈祷”。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传教。福音正是这样被“轻声细语”地传给我和我的父母的。我相信，生活在亚洲，这样一个基督徒属于少数群体的地方，正是基督徒能“在亚洲讲述耶稣故事”的方式。我们真诚地努力成为好邻居、在友谊中生活、在尊重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交往，关心他人的需要，并服务整个社会。我相信，亚洲教会关于“近邻宗教”和“低声细语话福音”的经验，能够为普世教会的福传使命提供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Agenzia Fides 15/06/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