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宗座传教善会新闻机构
Luca Mainoldi
罗马（信仰通讯社）—圣父教宗良十四世即将于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就职以来首部通谕，也是当前热点话题人工智能（AI）通谕之际，我们在此反思关于人工智能在战争领域的应用。
人工智能承诺将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军事领域是最早受益的领域之一。当前正在进行的战争，特别是乌克兰战争（自2022年起）以及中东战争（自2023年起），已经成为创新武器和新型军事战术的试验场。其中包括机器人系统，例如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以及多种形式的人工智能。从后勤到情报、从军事行动的规划到指挥与控制、从目标识别到自主机器人武器的操控，在军事与战略领域几乎没有哪个环节不使用人工智能。
在引发严重伦理忧虑的系统中，包括了那些基于自动成像识别人类目标的系统。早在二O一四年，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1999-2005年）及中央情报局（CIA，2006-2009年）局长迈克尔·海登将军（Michael Hayden）便坦率“我们按照元数据杀人（We Kill People Based on Metadata）”。尽管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已经是相当久远了。
所谓“元数据”，并不是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内容，而是与信息本身相关的数据，例如收发邮件或电话的日期、时间与位置。对元数据进行系统化运用，可以建立潜在目标之间的关系图谱，从而实现所谓的“环境画像分析”，包括个人的日常习惯、潜在弱点、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职业关系。
这一机制又因人工智能工具而进一步强化，例如以色列军方在加沙使用的“薰衣草” Lavender 系统和名为哈斯巴拉Hasbara系统，以及另一个名为“爸爸在哪—？Where’s my Daddy?”的（精准定位）系统。
Lavender系统能够追踪成千上万人的行动，通过分析电话联系、社交媒体发文、WhatsApp聊天记录、人脸识别等数据，识别可能属于哈马斯的成员。根据 Lavender 生成的报告，另一套程序Hasbara会自动编制“猎杀名单killing list”，然后交给“Where’s my Daddy?”系统处理。后者通过追踪手机移动情况，在被锁定目标重新开启手机时发出警报。通常，这发生在他们返回家中时。因为出于安全原因，此前他们都会关闭手机。悲剧在于，加沙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因为靠近或身处这些由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出的“人类目标”附近而被杀害。这些系统原本是设计为在严格人类监督下使用的，但实际上却在缺乏对其生成信息进行准确核实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
以色列和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已经使用了由美国软件公司 Palantir Technologies 提供的人工智能工具。这家公司于二OO三年成立，在军事与安全用途人工智能工具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英国国家医疗系统也使用其技术分析英国民众的医疗数据。其中，Maven 项目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能够整合来自卫星、无人机、雷达、电子信号以及其他来源的数据，从而建立战场的“共同作战图景（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这大幅加快了目标识别与打击流程，即所谓“杀伤链”。例如过去需要整个分析团队耗费数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一个人在几星期内即可完成。据称，这项目系统整合了诸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等模型，并已被美国和以色列军方共同使用。
类似工具的扩散，除了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之外，还将导致中层人员逐渐消失。例如那些负责分析原始数据的中级军官，他们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而这又进一步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高层领导阶层应如何选拔与培养？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民用领域，例如企业或公共机构中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传统“从基层历练成长”过程，将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应用的限制。其风险在于，人工智能可能会逐渐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而人类则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直到某一天，由人工智能本身来发号施令。
这一风险已经可以在自主武器中看到。它们能在不咨询人类监督者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是否杀人。是否研发和部署此类武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选择。迄今为止，西方国家普遍表示不希望引入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但其他强国的立场则更加模糊。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二O二O年在利比亚，一架配备人工智能的土耳其无人机实施了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由机器自主完成的杀戮。此外，美国空军上校塔克·汉密尔顿（Tucker Hamilton）在二O二三年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会议上所透露的内容，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他表示，在一次模拟实验中，一架被指派摧毁敌方雷达的无人机，在接到暂停攻击命令后，为了继续执行任务，竟然攻击了自己的指挥中心。后来，这位美国上校的说法被有所淡化，但他所描绘的情景，依然被认为是可信且值得警惕的。
（Agenzia Fides 21/05/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