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塔格莱枢机谈上海会议开启的新历程与当今教会的传教事业

上海教务会议
路易斯·安多尼·塔格莱枢机的总结发言
在结束今天上海教务会议召开百年纪念大会之际，其内容是如此丰富并充满让人惊喜的要点，我认为评估或概述讨论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太可能，甚或是无用的。
我们已确定上海会议不能如同一份存档而交给历史。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和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尽管时代变迁，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对在这次会议中讨论的许多开放性的主题有必要进行对照及对话，即便在此大会中涌现了多样不同的前景。
在我的讲话中，我尝试回顾许多方面中的一部分。它们那同道偕行的经验，对在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和未来的教会及中国教会团体的使命，仍具有建议性。
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象征着实现及标志我们当今教会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唤的完成
在上海会议开幕的庄严游行中，有45位头戴主教冠的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17位法国人、10位意大利人、5位西班牙人、5位比利时人、4位荷兰人、2位德国人和2位中国人。还有奥斯定会士、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来自巴黎、米兰、帕尔马、爱尔兰和美国的其他传教会成员。
宗座代表刚恒毅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主持会议，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正如陈瑞琪神父所提及的——引用了凯撒肋亚的优西比乌，将上海的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在那里“相隔甚远的人，得以聚集一堂”。
刚恒毅随后表示，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标志着“中国的重生时代”。
强调之余，在所谓的“传教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场在文化、国籍、语言和教会背景上如此广泛多样的教会大会，却是真的。
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中国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会议”。在上海，同道偕行并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会生活的一个建设性且不可舍弃的幅度被展现出来。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18日对罗马教区所说的：“当谈到同道偕行的教会——正如《宗徒大事录》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将其视为众多标题之一，或是可预见的类似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思考方式。
如同在尼西亚和梵二大公会议上那样，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体现为泛泛而谈的劝勉或抽象的原则声明，却围绕着具有真正利益的问题，做出具体而共同的决定。
刚恒毅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反复提到，会议的目的是为中国教会提供一个“传教法规”，无论是为当下还是未来，其核心——正如瓦伦特（Gianni Valente）提及的那样——是强烈呼吁定期在个别代牧区、在某区域和所有区域举行主教会议和教务会议。
二、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展示了教会的使命如何保护和促进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严
《夫至大》和上海会议坚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讯由教会来见证，在每一民族和所有民族中，以友谊和深切的好感面向他们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它应当在不强加自己的霸权和重要性下，在没有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夫至大》反复强调，基督信仰宣告在本质上对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类社会都不是“外来的”。
今天，我们听到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旨在避免天主教被介绍和理解为一种由其他文明强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帝国主义形式。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我们这里。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伊始》中写道，天主教“也将带着许多文化和民族的面容，在其内被接纳并扎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116条中重申，当一个团体接受救恩的宣告时，圣神就会以福音的变革力量使其文化丰饶。因此——教宗继续说道——“天主教不具有唯一的文化模式”，教会在其传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提出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丰富了福音的传播、理解和生活方式”。“虽然确实有些文化与福音的传播和天主教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启示信息并不等同于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在福音传扬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特定文化形式和福音传递一起强加于人，不论它是多么美丽和古老的”。
为此，教宗方济各（第117段）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要求陆地上的所有民族在表达天主教信仰时模仿欧洲民族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信仰不能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达之中。单一文化不能穷尽基督救赎的奥秘。”
早在上海会议上，刚恒毅主教的传教敏感度就已经意识到“适应方法”的紧迫性。这种方法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政治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阶段，充满了未知数，并且认识到有必要摆脱刚恒毅的学者们称为的“西方主义”，即“将天主教西方的所有文化外衣，转移到在非欧洲民族中的新兴教会中的倾向”。
正是对福音宣讲的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在教务会议前的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
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战略之间的混淆，常常是被迫的，这损害了传教。
任何将天主教视为外部政治和利益的宗教旗帜的行为,都会助长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正如今天多位演讲者所述，上海会议的工作和文件贯穿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持续关切。
福音宣讲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和重视，标志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更新。
今天，当各民族间的地理距离相对化时，这一指导原则被要求应对新的发展，如所谓的“文化混合”。事实上，各种文化、社会、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和归属，不应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旗帜，以对抗合法全球化趋势，进而成为残酷冲突的温床。
上海会议的经验，以及梵二大公会议的经验，给我们建议了其他道路；即传统文化不应自我封闭，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却应保持开放、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以能造福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没有一样与我无关。”这句出自拉丁作家特伦提乌斯的名言指出了一个广阔而普遍的视野，在其中，身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奉献并找到富足，这对所有人及整个人类家庭都有利。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阿布扎比文件和《人类兄弟情谊》通谕中所指明的普世兄弟情谊视野。它并不抹去，而是包容各种身份和文化传统、可能的相遇和互相“感染”。在此一远景和普世性的开放之外，即便是当今对“本土化”或地方特性的呼吁，也可能演变为自我封闭、无力对话的内向，最终成为无益和不结果实的自恋退缩。每一种真正文化身份实际上总是在行程中！
三、 福传的果实：真正的地方教会与罗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会共融
在上海会议期间，放弃无出口的道路，推动传教事业新起点的紧迫性——如帕罗林枢机的讲话中提及的——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和传教历史的审判。
众所周知，在某些传教背景中，对上海教务会议和《夫至大》宗座牧函曾有不满和批评，指责其对传教士的工作缺乏感恩。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几年间的训导中，以及在上海会议的决议中，众多传教士的圣洁生活和无私奉献的使徒工作始终被视为福传的基本要素。他们使命的完成应该促成在中国主教和神父们带领下的地方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就如所有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
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的传教教会，它是以自身本土形象和身份生活的教会，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退缩或封闭，而是始终向普世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开放。这种开放性在与罗马主教，即与圣伯多禄继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
上海会议对尽快提升地方神职人员角色的迫切呼吁，以及不排斥本土神父担任任何负责人的角色，也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不是为了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之间强加新的权力平衡，也不是出于策略原因，即试图迎合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
相反，希望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能够由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结出果实，并且——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的——救恩的宣告能够用“母语”传给他们的人民与各团体。
四、刚恒毅，追随利玛窦足迹的先知人物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还想对那位上海会议的导演——刚恒毅总主教，他也是教务会议的宗座代表——说几句话。
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尤其是帕罗林枢机和刘国鹏教授。
当刚恒毅宗座代表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们传信部工作。他成了我们部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
正如之前强调的，这位教会的仆人将来自世界各地而聚集于上海教务会议中的主教传教士们，视为一个标志，以表明全世界的教会都对在中国天主教教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充满爱意地参与其中。
教宗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教会的旅程曾经过，也正经过不可预见的道路，有时会品尝到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困苦之饼和辛酸之水”。
我相信，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许多神职人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他们也会为中国天主教对来自罗马主教,即伯多禄继承人的建议和牧灵指示感到高兴。
与刚恒毅枢机保持一致，我们福音传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关注所有关乎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的一切，并感受到他们的事件对整个普世教会有着重要的展示和分享。
可能会有问题、不理解和意外，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从不冷漠或无动于衷。
今天，与我们同在罗马的，有上海教区的沈斌主教。谁若曾跟进过中国教会的事件和它的过去历史，就知道所有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感谢上主，即使在试探中祂也守护并接纳这个旅程。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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