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立足中国 继往开来 开拓福传新局面

立足中国 继往开来 开拓福传新局面
沈 斌

尊敬的各位主教、主内的兄弟姊妹、各位专家学者：
今天，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语言的教会神长以及教内外学者共聚一堂，借纪念上海主教会议召开百年契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探讨和交流耶稣基督赋予我们时代的使命，
作为一名主教，内心十分感动。对于研讨会主办方的邀请和精心安排，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认为，这次研讨会以中国教会的历史和发展作为主题，十分有意义。我相信并祝愿，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此次研讨会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耶稣基督内，各地教会互为肢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圣经上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只有一位老师，那就是耶稣基督（参玛 23，10），那么，我们如何听得到基督的声音呢，特别是在这个与任何时代都大为不同的时代里？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学习聆听别人，基督闻所未闻的声音，经常通过一个他者，通过某种外语传达给我们，就像教会诞生时圣神降临的景象。

1922 年 9 月，刚恒毅总主教（Celse Constantini，1876 - 1958）离开意大利赴中国，11 月抵达中国，他到中国的路程漫长而艰难，就像他后来推动的中国教会本地化事业。现在，我们用一天时间就可以从北京到罗马，而且我们不用像刚总主教当初那样，对教会本地化的议程秘而不宣，在这点上，我们早已跨越了各种阻碍，形成了共识。但不应忘记，我们今天获得的出发点，与刚总主教为了基督福音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在中国传教区力排众议，以先知的胆识和出众的才智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
确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刚总主教希望推动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时的中国传教区，大部分外国传教士早已习惯外国列强，特别是“保教权”给教会提供的保护，中国教会因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享有众多特权，这对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带来许多“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这些特权和“便利”，无异于放弃教会在中国社会的
可见威力。但恰恰在这点上，刚总主教针锋相对，在他看来，一个长期依赖外国传教士，依赖外来势力保护，被中国人称为“洋教”的天主教在拥有深厚和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是走不远的，即使有一些暂时的结果，这些果实也难说符合基督精神，是从福音的生命树上开出的果实。因此，刚总主教在推行教会本地化的目标上信心坚定，步伐有力，没有这些上海主教会议便不可能。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吧。1840 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名干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事务。
同时，某些传教士对欧洲文化有强烈的优越感，殖民观念日益膨胀，他们在传教区传教的同时常伴有文化殖民的意向，他们垄断教会管理权，歧视当地神职人员，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高涨，教会与民众间的矛盾不断加强，大众对天主教的仇视逐渐加深，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过程中，教廷逐渐看清教会与西方列强保持紧密关系以及“保教权”的危害，致力于创造新的福传格局，重新定义教会与所在国或地区在政治文化上的关系。这些精神反映在1845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批准传信部颁布的《论本地神职》，以及1919 年由本笃十五世颁发的《夫至大》牧函。
1922 年，教廷委派刚恒毅总主教作为宗座代表远赴中国。他按照《夫至大》牧函精神，着力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1924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主教会议，为两年后 6 位中国主教在罗马的祝圣铺平了道路。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在这六位主教当中，就有我们江苏海门教区的朱开敏主教。所以我们海门教区，很早就从上海主教会议受益。
由于随后的种种阻力，上海主教会议并没能给中国教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根本改观。例如在栽培和任用中国本土神职人员上，数目并不可观，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中国的 137
个教区中，只有 29 个教区的主教是中国主教，20 位总主教中只有 3 位是中国人。中国天主教并没有真正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项由中国基督徒主导的事业，中国教会依然没能摘下“洋教”的帽子。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为了辨明天主圣神引领中国教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进方向，对此，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中国天主教作为天主教的一个完整地方教会，遵循天主教的传统信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兴趣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在天主教界成立爱国组织时，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就表示，对天主教友在精神事务方面与罗马保持相通一事表示理解。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也表示，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进行宗教联系，人民政府并不反对，但只有在不违反中国人民利益，不侵害中国主权和梵蒂冈改变了敌视中国政策的前提下，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
2022 年召开的第十届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章程》第四条写道：“本团体宗旨为：以圣经和圣传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和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维护信德宝库，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宣传福音，广扬圣教”；第八条写道：“本团体在信仰及福传事业上，依据主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派遣和圣神赋予宗徒们的权力，履行牧职使命，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与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
二、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具有中国立场。在处理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上所说的“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由于习惯的作用，他们有意无意地沿用西方的政教关系来比较和衡量中国的政教关系，这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特别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甚至抱着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必然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在那时的很多中国士大夫和民众当中，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教思潮甚至社会运动，天主的教会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一道鸿沟，妨碍了爱的福音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更大传播。


三、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现代中国相向而行。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天主教必须与之相向而行，走一条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我们号召中国的神长教友爱国爱教，把教会的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教宗方济各也常指出，做一个好基督徒不但与做一个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关于这一点，刚总主教在上海主教会议说的一句话，今天依然十分重要。他说：“当地的天主教徒，应该是天主家庭里的成员，是它神国里的人民。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祖国，却仍是那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常说，信仰可以无国界，但信者却有自己的祖国，有源自自己祖国的文化。
四、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接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于上海主教会议涉及但却无法加以实施，或已实施却需要继续完成的事业，如鼓励中国教会探讨以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天主教信理；提倡教堂建筑、教会艺术及音乐采取中国传统风格，推进教会艺术中国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于教会礼仪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展望未来，中国天主教将继续按照保禄宗徒说的“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的福音教导，把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传教士开启的教会中国化道路，把上海会议有关建设本地教会的方向发扬光大，不断把中国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乎天主圣意，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当今中国社会喜悦的圣而公教会。
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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