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外交与使命。教宗之所以要向驻圣座大使发表讲话

Gianni Valente

罗马（信仰通讯社）—每一年，罗马主教都会向世界各国派驻圣座的外交使团发表讲话。这一讲话并不仅仅是在任教宗阐述对世界现状的“个人观点”。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更加显而易见的是，教宗方济各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建立在悠久传统之上的。而上述反思，有助于把握世界舞台上残酷冲突以及前所未有的宣传大战机制的真实面目。再次凸显了圣座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特殊地位，是世界各国政府承认的享有主权的主体，有权对国际局势进行外交干预。

资深记者、作家和分析家，本社撰稿人维克多·盖坦（Victor Gaetan）于 二O二一年出版在《天主的外交家》一书中，有效而富有启发性地强调了有助于确定教宗外交网络独特性所有的历史和遗传性因素。本书由美国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副标题《教宗方济各、梵蒂冈的外交和美国的末日审判》极具建议性。书中以极其开阔的视野、超长时间跨度内的反思，是资料手册模式所无法想象的。

维克多·盖坦反复强调，天主教是唯一一个国际公认的“自成一格的主权实体”的普世信仰团体，其所拥有的“国际性”，使其可以行使主权国家才拥有的外交特权。

宗座外交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现实完全融入到了地缘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和实践中。它尊重外交游戏的规则和协议。然而，其所蕴含的内涵和遵循的操作标准，却常常揭示出滋养其异常基因的内在和神秘的渊源。

长期以来的教宗和天主教会外交活动首先是历史的产物，是在教会有史以来需要应对的各种偶然情况和背景的交织中形成的。诚然，这也是教宗和教宗国在历史上参与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关系和冲突体系长达数百年的遗产。因此，它的“存在”并不以任何“神权”为理由，它保留着偶然性和偶然性的特征。圣座的整个外交网络明天就可能消失，而天主教会在历史长河中继续行走，不会失去其圣事性和宗徒性的任何基本要素。但在时代的变迁中，这种无法用制度工程技术复制的工具，虽然背负着千年历史的包袱，却能在教会在整个历史中所要面对的新环境中继续发挥其价值。

与宗座有关的外交独特性，还体现在其工作方式的独特性上。尽管有如此众多的矛盾、尽管有如此众多的人类背叛，但传播福音的使命和对自然法的基本参照，仍继续孜孜不倦地发挥着指南针的作用，以此为依据重新调整外交工具的使用。正是在天主教会摆脱了教宗国的沉重负担和教宗的世俗权力之后，这一状态才得以更加真实地展现出来。

教宗外交的独特运作方式，在维克多·盖坦书中所列举的“梵蒂冈的长期惯例”中得到了体现。

教宗外交的作用与传播基督福音使命之间的历史交织，也是日前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法国巴黎组织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重点。十二月九日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举行的学术会议，主题为“现代和当代的圣座：普世性使命、福传和宗座外交”。其目的，正是要揭示圣座还通过教宗外交来履行其“传播福音和为所有人建立和平的崇高使命，同时保持中立甚至公正”。

圣座福音传播部档案馆馆长弗拉维奥·贝卢米尼蒙席的发言中，介绍了圣座在世界各地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外交官）在履行外交使命的同时，始终与传信部（今天的福音传播部）密切配合。而传信部也利用他们及其网络与传教士保持联系。贝卢米尼蒙席表示，早在一六二二年三月八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传信部官员们已经在世界上确定了十三个可以开展传教活动的地区，并让宗座大使和宗座代表参与监督工作。报告中，福音传播部档案馆馆长集中阐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相关情况和经验。

在他之后，来自里昂第二大学的克洛德·普罗多姆教授介绍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推动教会普世性使命的外交活动。

(GV) (Agenzia Fides 08/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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