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圣地 - 诺伊豪斯神父揭露在耶稣的土地上播种死亡的政策及其变异产物

Gianni Valente
耶路撒冷（信仰通讯社）—暴行在耶稣的土地上卷土重来，继续播种着死亡和痛苦。这一切是缘由根深蒂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极端民族主义政策被诠释为宗教热情”，这种有毒混合物也为这场灾难推波助澜。这是以色列裔耶稣会士、圣经学教授戴维·诺伊豪斯神父在接受本社采访时强调的。
戴维神父出生在南非，父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逃离德国的德裔犹太人。他本人曾在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区任职，专门负责犹太裔天主教徒和移民事务。
戴维神父，圣地上演的新一场悲剧正在传播死亡和痛苦。在此背景下，所选择的军事解决方案，即在军事上“消灭”哈马斯的想法，真的符合逻辑吗？还是在其它因素驱使下做出了上述选择？
教宗方济各在十月八日，即这一轮暴力刚刚开始后的主日三钟经祈祷后讲话中指出：“战争就是失败！每一场战争都是失败！让我们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祈祷”。认为军事选择是符合逻辑的决定，或许是一个错误。这似乎是对十月七日引发的震惊所作出的情绪化反应：1,400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250 人被绑架。这么多的生命损失助长了复仇的欲望。这次袭击打破了一些重要的神话。首先，是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假设：数百名民兵是如何突破边境的？第二，假如犹太人找到了安全的家园，那么又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失去亲人的强烈悲痛、为被绑架者命运的焦虑和沮丧、对此类袭击真的发生了的愤怒全部交织在了一起。
选择军事行动助长了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心态。首先，一个人要战斗直至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意味着什么？消灭哈马斯？但这在行动上已变成了对加沙地带的摧毁、导致了数千人死亡、数万男女老幼受伤、城市及周边都被毁掉。另一方被视为邪恶的化身。以色列记者阿隆·戈尔茨坦写道：“虽然这很可怕，但也很简单：每一代人中都有一些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而想要消灭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卑鄙的生物、纳粹转世、亚玛力……。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以色列决不能停下脚步、也不能丝毫动摇、更不能怀疑、也不能听任何人的……。我们必须给阿拉伯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屈服、让每一个家庭都要付出代价……”。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80%以上的以色列人指责内塔尼亚胡明显失职，才导致了十月七日的袭击。内塔尼亚胡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因此对结束战争并不感兴趣。战争还为在约旦河西岸加速犹太人定居、将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土地的行动提供了掩护。
外交官和政治家们再次提出了“两国”方案，并试图恢复法塔赫和阿巴斯的信用和政治影响力。但这一前景是否仍然可行？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的合法性基于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然而，巴勒斯坦国从未建立。今天，二百万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的二等公民、五百多万人生活在一九六七年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流亡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之外。这里有两个民族，但只有一个国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似乎达成了妥协。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主要是法塔赫，迁回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正在形成的巴勒斯坦。然而，以色列继续修建定居点，控制了大部分领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限制在人口稠密地区。二OO五年，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这一地区人口密度过高，其中近70% 是一九四八年被赶出以色列国的难民。加沙的苦难滋生了极端主义，哈马斯于二OO七年控制了加沙地带。同年，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围困，将其变成了所谓的“露天监狱”。二OO八年、二O一二年、二O一四和二O二一年，多次爆发了零星战争。
哈马斯和犹太极端主义势力都表示强烈反对两国方案。然而，正是内塔尼亚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将两国方案付诸实践。内塔尼亚胡现任政府中的一些人要求将巴勒斯坦人迁出边界，拒绝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在上一轮敌对行动中，以色列的一个部门制定了一项计划，将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转移到埃及统治的西奈半岛。
采取这种强硬立场的同时，完全依赖以色列恩惠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却陷入了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境地。鉴于两国解决方案瓦解多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本身的堕落，让这一方案复活现在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新一轮悲剧中，您如何评价地方教会的表态和做法，特别是教宗方济各的讲话？
摆脱政治利益的束缚，教会可以成为先知，提醒每个人——无论是哈马斯激进分子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点移民，每个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教会有资格“天真无邪地”抱定信念，并倡导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明天可以不同于今天、昨天的错误不一定会影响明天。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皮埃尔巴蒂斯塔·皮扎巴拉枢机在二O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告信徒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在这里拥有爱与和平的勇气，意味着不让仇恨、报复、愤怒和痛苦占据我们的心灵、言语和思想的所有空间（……）。我们的言语必须具有创造性、赋予生命；必须提供视角，开阔视野”。
教会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打开新的视野。在圣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教会的机构、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家庭中，教会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服务。
此外，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教会一直在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当时，教会对在巴勒斯坦鼓吹犹太种族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教会必须继续发挥这一重要作用——既包括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也包括谴责地区内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正如皮扎巴拉枢机在致信众信中所指出的，“只有结束数十年的占领及其悲剧性后果、给予巴勒斯坦人民一个明确而安全的民族前景，才能启动一个严肃的和平进程。除非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永远不会有我们大家所希望的稳定。（……）我们有责任为这些日子和过去岁月中的许多受害者做到这一点。我们无权将这一任务留给他人。
以色列《国土报》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抨击以色列极右派社论中谈到了“弥赛亚和卡汉极端右翼”势力。现在，上述力量在以色列和以色列政府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并将这场战争视为一个机会。在战争方案和以色列政府的个别选择中，这一因素究竟有多大？
自犹太复国主义创立以来，弥赛亚冲动就一直困扰着它。从一开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就强调了这一点。一九六七年战争后，以种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教和《圣经》原教旨主义的混合体毒性尤为突出。定居点的移民无视国际法和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权利，迁入新征服的圣经中记载的城市，如希伯伦和纳布卢斯。对他们来说，这些地区比特拉维夫或海法更有价值；认为在这些地区殖民是天命所归。他们的言论变得更加种族主义、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暴力。巴勒斯坦人的抵抗遭到军队镇压，而军队很少对定居点移民的暴力行为做出反应，即使这种暴力行为危及到军队本身。
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使这些弥赛亚团体更加引人注目，他们企图把犹太人的存在强加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谢里夫圣殿”。犹太团体将其称为圣殿山，不仅要求在那里祈祷，还要求清除非犹太人的存在。这些团体开始计划建造第三圣殿，研究如何像《旧约》中那样献祭。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在警察的严密保护下，面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进入其中祈祷。
这些团体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承认犹太霸权，才能留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在以色列现政府中，上述势力的领导人担任着部长、控制着关键资源。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被诠释为宗教热情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都是解决冲突的最强大阻力。
（Agenzia Fides 09/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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