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斌主教专访：上海主教的使命与愿景

2023年，沈斌主教就任上海教区主教。为帮助大家熟悉、了解这位新任上海教区主教，日前，《圣爱》对沈主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访谈。借此机会，向沈主教提出了许多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关于他的信仰与圣召经历、牧灵工作经验以及上海教区的现状怎样、未来如何发展等，沈主教坦率而诚恳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这些回答也直接反映出这位新任上海主教的牧灵思路与行事风格。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上海教区能以全新的面貌成为中国教会的引领者。访谈全文如下：

圣爱：沈主教，您好！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吗？家庭的信仰氛围对您的圣召有什么影响？是什么让您决定选择度奉献生活的圣召？
沈斌主教：我出生、成长在江苏启东的农村。父亲是工人，母亲务农。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都是教友，可以说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仰天主的家庭。我对于信仰的最初印象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父母祈祷。那是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与现在的信仰氛围不同。父母他们自己祈祷，并没有告诉我关于信仰的任何东西，但他们虔诚祈祷的一幕印在了我的记忆里，也引发了我的好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父母开始谈论信仰，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家庭一直是信仰天主的，也是在那一年，我八岁，从一位老教友那里领受了洗礼，也接受了我祖辈的信仰。虽然父母在 我小时候不能教给我信仰的道理，但他们的虔诚祈祷就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教导。可以说，我的信仰意识是从他们的祈祷举动中萌生的。我家的村子里有沈姓和施姓两个大户人家，都是教友，信仰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在这种氛围中，我很快就有了教友的身份认同。当时，我家距离教堂较远，大概10公里。而我父亲又在离家30多公里外的工厂工作，即使如此，在我受洗后，他每次回来都会带我去教堂。后来从学校毕业，我也有了经常去教堂的习惯。那时我很文静，但喜欢跟神父谈话，问这问那。有一天，母亲从堂里回来告诉我，神父在弥撒中提到修院在招生，鼓励有志于做神父的青年教友报名。尽管当时我并不了解做神父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有一种直觉，觉得这是适合我的道路。因为每次在跟神父接触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可能就是这股吸引力带领我做出报名的决定。
我父母有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17岁时，我进入苏州小修院读书。半年后，家里出了变故，我哥哥突然去世了。那时我侄子还没出生，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就被父母叫回家去。当时我已经习惯了修院的生活，在家里总是心神不定，我母亲也发现了这一点。后来，侄子出生以后，我就试着跟母亲开玩笑说：“你不是要传宗接代吗，现在有了孙子，你是不是可以放我回修院了？”母亲纠结了很久，她也看到我在家时并不开心，所以最终同意了。于是1989年，我再次回到修院。
母亲心里始终在为我考虑，虽然她有一些放不下，但她也知道我的选择是好的，把儿子交给天主她很放心。父亲工作很忙，平时教育子女的机会也不多，我决定修道的时候，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要么不要去，要去就好好走到底。”过了这么多年，父亲也已过世，但我还是常常想起这句话。有父母家人的默默支持，对于当初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圣爱：信仰和圣召都是渐渐成熟的，您信仰和圣召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修院的培育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帮助您信仰成长的决定性事件是什么？
沈斌主教：随着修道生活的深入，我逐渐明白，圣召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我对信仰的认识还比较浅显，后来经过修院的学习、灵修生活，我对信仰和圣召的认识也越来越成熟。与此同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做神父，是否具备做神父必要的条件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犹豫。
在信仰和圣召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天主的召叫。修道生活中，我也曾面临许多选择和挑战。在读书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下去。但是坚持下来以后，我慢慢地发现了自己的能力。首先，我比较有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苏州小修院毕业后，1992年5月，我去了北京的全国修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在全国修院读书期间，院内修士人数最多达到130多位，我们班人数最多的时候有70多位修士——后来有60多位晋铎成为神父。每年的几个大节日，比如圣诞节，修院都会举行联欢会来庆祝。有一次，我被推荐做主持人，做得还不错，后来就成了各种联欢会的固定主持人。再后来，很多比较严肃重要的场合，比如香港胡振中枢机、韩国金寿焕枢机到访全国修院的时候，修院也让我代表修士们发言。其次，我善于鼓励自己，建立自信心。到神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讲道。第一次讲道时我有些害怕，第二次就好多了，后面就越来越自信。在修院期间的各种经历让我慢慢地建立了自信，包括读神学也是越读越有信心。当我觉得自身能力不足时，我就愈发努力，困难也就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如果没有天主的召叫，如果没有天主的帮助，我是不会这么轻松地越过这些困难的。正是这些经验，使我的圣召慢慢成熟起来，对做神父的决定也越来越坚定。
我感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我被祝圣为执事的时候。1996年7月，我们37位修士在北京南堂领受执事圣秩。我记得那天《中国天主教》采访我们新执事，他们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回答说：“耶稣在福音中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路9:62），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这么多年正是因为手扶着犁，常常往后看，让我更有勇气更有信心走到今天。因为往后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天主在我身上的作为。”

圣爱：晋铎后，您做过哪些牧灵工作？在堂区牧灵工作中，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沈斌主教：1996年10月1日，我在启东曹家镇教堂晋铎。之后就被主教派到海门做本堂神父，直到2002年6月。这是我铎职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六年，也可以说是我铎职生涯中最喜乐的六年。我特别喜欢跟教友们在一起。在堂区时，我脑子里想得最多就是今天办了这个活动，那明天就办那个活动，我就沉浸在那种喜悦当中了。神父就应该生活在教友中间，并在对教友的服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
那几年，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本堂神父的角色之中。我经常带教友们去朝圣，每周举办不同主题的聚会，有时候也组织教友们野炊等，通过这些活动引导教友加深对信仰的认识，更加热心积极地参与堂区活动和服务，培养他们的堂区归属感。就这样，我热火朝天地忙活了六年。我刚到这个堂区的时候，主日参与弥撒的教友200多人，后来有300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在这六年中，我和教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时候，每个主日弥撒结束后，我从更衣室出来就走到堂门口，跟教友们打招呼。小孩看到我很自然亲切地喊“神父好”，年轻人看到我总要聊上几句，老人家看到我会拍拍我的肩膀。后来，在我被调走十几年后，海门还有教友念着“沈神父现在在哪儿？”即使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堂区20多年了，每次回去，当年那些教 友看到我还是非常亲切。当时堂里七、八岁的孩子，现在他 们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老年教友们看到我还是非常热情，就像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段难忘的经历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后来做了主教之后，我经常跟神父们说，我们神父一定要用心对教友，教友也会用心来对我们，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在这六年中，我把海门的教堂做了一次大的翻修改造，我自己画图纸，找人设计和施工。一边做牧灵工作，一边修缮教堂。
2002年，我被调到了海门教区主教府工作。因为当时郁成才主教年纪大了，把我调过去协助教区的管理工作。教区的工作与堂区不同，刚开始我没有做行政事务的经验，只能边工作边学习。2002年到2009年这七年基本上我都在忙于项目建设。先是修缮狼山圣母朝圣地，然后是建造海门教区主教公署。造主教公署的时候，我自己画草图，画好了交给设计的人，让他们按着这个图来设计，就这样摸索着去做。关于中国的教堂建筑，传统上都倾向于哥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融入更多的中国建筑风格，传教士来中国后，他们就建了很多中西结合的教堂。我认为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也不能走极端，建一座像庙一样的教堂我也接受不了。
总之，这14年的铎职生活让我感受到了做神父的幸福。这种幸福感，一方面来自于做本堂神父时与教友们的相处——我为他们付出，他们也热情地欢迎我、信任我，愿意积极参与配合我在堂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教区和教堂的建设——经过不断学习和辛苦付出，终于看到了成果，心里还是挺欣慰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努力地工作，而且深深地体会到工作的价值。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会的工作中，把自己奉献给教会，也奉献给教友。

圣爱：2010年，您被任命为海门教区主教，您怎样开展您作为教区主教的牧职工作？您能简单回顾一下您在海门教区十多年的牧职工作吗？
沈斌主教：2010年4月21日，我被祝圣为主教。海门教区有15位神父，18位修女。海门教区神父不算多，但是神父们很团结，这都是郁成才主教打下的基础。在担任海门教区主教之后，我主要的工作是继续团结神父们，一起推进教区的各项福传工作。
首先，我尽力完善教区的各种制度，比如规范财务制度，制定弥撒献仪登记与使用制度，资金使用审批流程。这些措施使教区资金能够得到透明化管理与合理使用。我规定了主教的资金使用权限，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需要司铎会议通过。其次，为了激发神父们的传教热情，我尽量给神父们更多的信任和自主权。这样，神父们就能更积极地做好堂区建设和牧灵工作。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种信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外，我也寻找各种机会培育神父、修女，让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提升。第三，是对教友的培育。通过举办教友培训班及各种活动提高教友们的信仰素质。第四，我希望海门教区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让大家知道海门教区的历史、海门教区现在在做些什么，所以，我加强了对教区的宣传，通过教会媒体的报道，让大家认识海门教区并对海门教区有一个不错的印象。
与此同时，我在海门教区举办了几个大型活动，包括天主教中国化神学研讨会、海门教区成立85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亚恳中国年会等。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各类活动，增强了海门教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为纪念海门教区成立85周年，我在主教座堂铸造了三尊铜像：第一尊是海门教区第一个教友徐启元，他是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领洗奉教的；第二尊是海门教区首任主教朱开敏主教；第三尊是郁成才主教。我希望借着这种方式纪念开教先贤和为教区做出贡献的主教们。朱开敏主教和郁成才主教是我学习的楷模：我要学习朱开敏主教艰苦创业的精神，从1926年担任 海门教区主教起到1960年去世，他为海门教区建造了150多座教堂；而郁成才主教则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的德行善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常常跟人说，这两位主教就像支撑我的“两条腿”一样，哪一条腿都不能弱，只有这样才能自如地往前走。
2016年底，我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爱国会的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2022年8月当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在北京的六年，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收获，拓宽了眼界也提升了能力。负责中国教会的相关工作使我了解了中国教会更多 的情况，因此，在国外访问时我是很自信的，我从不怕被问到关于中国教会的问题，因为我的脑子里都是数据和资料。总之，对我而言，这又是一段非常忙碌但充实的时光。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工作、努力奋斗的人，我的特点 是“快”，不论是说话、走路还是工作，我都要求速度，强调效率。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个长处是比较好学。从管理教区开始，我就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摸索，边做边学，无论是跟人谈话还是参加活动，我都会用心聆听，学习别人的经验和做法，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

圣爱：您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工作使您对中国教会有了一个整体的视野，您认为中国教会今天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沈斌主教：今天的中国教会的确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和困难。比如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比较模糊，社会公众对教会缺乏了解。这其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的教友人数在中国社会中占比很小；我们的“声音”不够大； 大家对教会的认识很有限；教会对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没有被大家充分地了解等等。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教会自身存在的人才匮乏（特别是缺少有影响力的人才）、后继乏力的问题。这导致了我们在社会很多领域的影响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教会要更好地发展，我认为首先需要加强教会自身各方面的建设。教会有自己的传统与存在模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今天的中国教会尤其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在坚持既有良好传统和模式的基础上，勇敢地思考并积极地做出改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教会应该切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变。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让教会随波逐流，而是为了突出教会的身份与使命，让教会更容易为大家所认识和接受。
其次，中国教会需要开放自己，向中国社会打开自己，与社会各界人士对话，与当代的思想与文化对话。教会应该有自信，我们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古老而美好的传统，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勇敢地呈现自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教会要打开门，自己走出去，也欢迎别人走进来。
第三，中国教会，特别是神职人员，应该增强自己的使命感。教会的使命是广扬福音喜讯，这个使命是基督交给教会的，不只交给了神职人员，还交给了所有教友。虽然现在我们神职人员总体来说有不错的使命意识，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升，让大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使命感的增加会激发我们的热情，提高我们的积极性。教会也需要培养教友的传教使命，因为身处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的教友，他们拥有教会与社会的双重身份，他们才真的是连接教会与社会的桥梁。
最后，我们也要加强整合中国教会的人才资源。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收集了全国范围内的归国留学神职人员信息，下一步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人才资源，例如成立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所长。实际上，人才问题是我们中国教会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教区主教这个层面。主教们需要思考如何珍惜和用好人才。我们要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教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中国教会也必须重视后继力量的培养。鼓励更多年轻人献身教会，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培育，让他们成为教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于那些有学习潜力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提供机会，让他们出国留学，积累知识和经验。通过这种良性循环，我们才可以不断地挖掘和培养人才，保持教会的活力。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持续反思和改进，注重培养人才、信任人才、使用人才；注重思路创新，与时俱进，找到适合当前环境的传教方式，确保中国教会健康传承和顺利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相信在天主的带领下，我们能够找到适应变化的路径，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圣爱：2023年，您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您的牧职生涯又开启了新的篇章。“在主教的主要职务中首推宣讲福音”（《教会宪章》25），作为上海教区主教，您认为在上海，福音讯息应该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又能以怎样的方式被宣讲？
沈斌主教：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很繁荣，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丰富多彩。在上海，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科技和经济的飞速进步，这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也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在肯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它们带来的问题。它们的确解决了人们生活的很多困难，但关于人自身存在的终极问题，比如人的意义与价值、人的来源与归向，它们并不能提供答案。它们不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有时反而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突出。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更容易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教会有责任为他们提供自己的解答。
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世俗化。这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的进步使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只凭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错觉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把超越、神圣和永恒从自己的存在中推了出去，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自己。世俗化的本质就是没有天主的人，没有教会的社会，没有永恒的时间，没有彼岸的此岸。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中是显而易见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世俗化的结果就是人们受困于精神世界的荒芜，对超越的渴望无处着落，不断迷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找不到抚慰孤独与痛苦的对象。世俗化使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很难占据一席之地。
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上海海纳百川，汇聚了各种文化与思潮，也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保守的也有前卫的；它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兼容，也可能会冲突；有些对人有益，有些对人无益。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很多，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是否也可以成为他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呢？
天主教会不是出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教会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之中。在上海，教会应该以文化为载体来传扬福音，构建一种福音的文化。福音正是关于人的文化。在面对今天人们的思想形态、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批判——批判世俗化或批判其他价值观念，而是要把福音的文化展现出来。福音是关乎人的真正福祉的文化，它是对人终极问题的回答，它始终是人的安慰与希望。当福音与人相遇时，它不会去批判而是提供援助，它不会去指责而是给予陪伴。福音接纳人性中一切美好的部分，它也同情人性中不堪的部分。上海是包容的，福音则更加包容，它向所有人敞开自己，因为福音就是创造者与救赎者耶稣基督。
徐家汇天主堂的两个钟楼之间有一尊耶稣手持十字架的铜像，在这繁华的都市之中，这尊耶稣像正对着漕溪北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我每次看到这尊像就会想到，不管我们的声音多么微小，基督就在这里，祂注视着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

圣爱：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是“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参《天主教法典》375条1 项）。作为主教，您对上海教区现在及未来的设想与愿景是什么？
沈斌主教：主教的权力在于服务，服务于天主的救恩，服务于天主的教会，服务于天主的子民。为了履行服务的使命，作为主教，我需要上海教区全体神父的协助。所以，我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促进教区司铎团的共融与团结，他们分享了主教的职务，分担了主教的责任，我在他们之中并与他 们一起负起这个基督交予的担子。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一起往前走，只有一起走，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在这个前提下，对于上海教区，我认为当下需要做的是改进教区的各种制度、改革教区的机构、制定教区的各项规划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征询了大家的建议，正在进一 步思考和酝酿，目前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虽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能立即实现，但我们必须逐步付诸行动。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进展，只是需要时间。在这个逐步改进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有的容易，有的不那么容易， 比如有些问题会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主观层面还有不足。我来到这里不是来图虚名的，而是希望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此外，我非常需要人才来支撑教会，只有有了强大的人才支持，教会才能有影响力，才能稳步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会综合考虑现有的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不拘一格地寻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争取把上海教区的各项事务都尽快理顺、做好。
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我认为上海教区的定位应该匹配这座城市。换句话说，上海教区也应该像 上海这座城市一样现代化且具有活力。我们不能总是墨守成规，思维僵化，固步自封，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安全感之中。我们要在坚持教会信仰原则和良好传统的基础上，跟上时代，与时俱进。教会事业的发展需要与此时此地的具体处境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有勇气做出改变，走出舒适圈，开拓视野，积极进取。我们的使命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放在记忆中的，而是扛在肩上的。在上海，教会的生活与发展需要我们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因为福音是万古常新的，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路5：38）。作为基督的工具，如果我们尽职尽责，福音才会藉着我们的服务而焕发出吸引力和生命力。我希望上海教区能在我们的努力下建设成为与上海的经济、文化、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教区——自信、开放、充满活力——这才是上海教区应有的模样。
就像上海这座城市走在中国前列一样，上海教区也应该走在中国教会的前列。上海教区有非常好的基础和非常多的资源，我们有17个机构，有闻名全国的光启社和佘山修院，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定得稍微长远一点，未来的上海教区 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最终目标是要引领全国。上海教区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格局。
作为上海教区的主教，我把自己的任期定位为“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就是在此期间，我将全力以赴做好关于教区完善与健全的工作，打好基础，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比我更优秀，他们的条件肯定会比我更好。所以，我一定要过渡好，尽好这份责任，将来把一个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教区交给后来人，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我把我对上海教区更大的期望放在他们身上。

圣爱：上海教区已有比较健全的体制和机构，您打算如何进一步完善教区体制和改进教区机构？
沈斌主教：上海教区在金鲁贤主教时期制定的教区体制和建立的机构都比较完善，金主教为上海教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体制和机构在建立的时候一定是经过慎重而明智地设计的，它们符合当时的具体处境，既有助于教区的正常运转，也促进了当时教区的发展。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所遇到的问题都与十几年之前不同，既有的体制和机构在新的形势下自然就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导致了一些瓶颈，已经开始制约教区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出现，就需要有新的应对方式。所以，对教区体制和机构的改进是有其必要的。
我在就任上海教区主教之初就立即组建了教区管理委员会，下设11个委员会，重新成立了司铎咨议会。它们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我更合理更有效率地管理教区，使我能听取更多的声音，也能使我的想法得到落实。另外，教区各部门的制度也在进行改革，比如财务制度、秘书处与办公室的职能，还有房修部门有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把堂区维修的一部分权限下放给本堂神父，激发他们的潜力和自主性，也使堂区维修更及时更有成效。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总铎区的调整，我也计划每年举行教区本堂神父的述职会议等等。总之，教区原来既有的制度，行之有效的就保留，需要改变的就调整，过时的就废除，以前没有但现在需要的，就制订。
关于教区机构，同样需要改革，比如光启社，要增加专业人才，以后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研究机构，让光启社发挥它研究与出版的作用；还有佘山修院，由于现在圣召短缺，修院修士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修院比较丰富的教学资源，就应该考虑修院的转型，已经在计划中的是开办长期的修女培训班，以后可以考虑开办教友的培训班。上海教区有17个机构，需要逐步改进它们，解决现有的问题，根据现实需要做出调整。
不管是教区的体制还是机构，都是为传教服务的，我们应该让它们的运作符合它们设立的目的，也让它们发挥最大的作用。由于我到任的时间还比较短，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梳理它们，但是，优化和改进是必须的。

圣爱：上海教区有92位神父，神父们是主教的合作者，“主教该特别爱护司铎，如自己的爱子及至友⋯⋯因此当乐意听他们的意见，推心置腹，以推进整个教区的教务。主教当注意司铎的神修、精神及物质的生活，使能圣善生活，善尽己职”（《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16）。您认为神父们在教区中应该具有怎样的角色？对神父们的持续培育有什么计划？
沈斌主教：今年5月教区朝圣日那天，我在佘山圣母大 殿的弥撒讲道中特别提出，上海教区要把“爱国爱教旗帜树起来、神长教友队伍带起来、牧灵福传工作干起来”。今后 一段时间，教区将围绕这三句话开展各项工作。上海教区的92位神父是教区发展的核心力量。圣油弥撒中有一句话说 “神父是主教手臂的延伸”。作为主教，我管理一个教区，其实更多的工作要依靠我的神父弟兄们。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仅靠主教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所以我跟神父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弟兄，一个都不能少，因为我需要你们。”这完全是我的心里话。在教区，神父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我刚到上海没几天，有一位神父生病住院，虽然当时很忙很累，我还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他，因为他是我的弟兄。
上海教区有92位神父，我需要时间来认识和了解他们，这是我的神圣职责。之后，我要熟悉每一位神父，我要了解他们的性格、天赋、理想，甚至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家庭背景，尽我所能在灵性、工作及生活方面关心他们。弟兄们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来敲门。作为主教，我是教区的家长，对神父们我是有责任的，我会把他们放在心里，扛在肩上。我希望与神父们建立弟兄之谊，弟兄们团结共融，何其佳美！何其怡乐！
对年长的神父，我们要尊重他们，他们为教会付出了很多辛劳，做出了很多贡献。已经提上日程的是，我要组织一次晋铎25年以上神父们的聚会，听听他们对教区的建议和想法，听听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也可以听听他们的牢骚。他们的声音对我肯定是有所助益的。
对年轻的神父，我们要信任他们，除了聆听他们，还要给他们机会，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我计划今年年底之前对年轻神父，就是对那些担任了十几年副本堂的神父们 进行岗位调整，给予他们本堂神父的职务，让他们可以有所作为。
我也在认真考虑以何种方式凝聚神父们，使我与弟兄们、弟兄们彼此之间团结共融。至于神父们的持续培育，首先需要安排好年度避静，让大家能从中获得神益；其次，可以增加神父们团体或个人方面的培育机会；还有，我也会尽力为年轻神父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让有意愿提升自己的年轻神父得到鼓励和帮助。

圣爱：如果神父们在某些事上的理念与您不一致，您会怎么处理？
沈斌主教：对一些事情的理念有不一致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经验都不一样，所以对一些事情，每个人会有他自己的理解。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希望所有的神父都拥护我，都信任我，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也是人，我也有我的限度。
如果神父们对主教的决策和做法有意见，我希望他们能来找我，与我沟通。我一直相信，人与人之间只要愿意沟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是弟兄，只要大家坐下来敞开心扉，好好沟通，我相信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希望神父们能够跟我坦诚交流，直抒己见，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想法。
主教和神父们一样，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人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沟通来避免可能会有的成见与偏见。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在一些做法和一些事情上，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会尽力，当我尽力了以后，如果还有人不满意，我只能说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圣爱：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会有80多位修女，您对修会有什么设想？如何培育修女们？她们在教会工作中的角色是什么？
沈斌主教：传统上，教友们对神父的关注度会比修女高一点，因为神父有神权，但是在我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奉献生活是一样的，神父和修女都是在度奉献生活。我一直都肯定修女们的付出。因此和对神父们一样，年长的修女我们要给予尊重和关心，包括身心健康方面；而对于年轻的修女，也要加强培育。
作为主教，我的职责是让神父们和修女们在教区里能有稳定的安全感，不要有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我尽力做到这一点。现在上海教区修女们的工作大概有两种：一部分修女在堂区服务，协助神父们开展传教工作，直接服务教友；另一部分修女在教区机构工作，与教友接触较少。我希望修女们能够更多地在堂区工作，走到教友中间，为教友服务，以她们女性特有的长处弥补神父们因为性别差异而可能存在的不足。但是上海教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不可能将所有修女都派到堂区。如何让修女们更好地实现奉献生活的价值、体验到奉献生活的喜乐，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要做的是培育。接下来，教区将为年轻修女们办一个为期三年的培训班，根据她们的实际情况，通过丰富的科目、多元的课程规划，提升修女们的整体素养，使她们能够更好地为教会服务、为堂区服务、为教友服务。

圣爱：教会需要更多的男、女青年度奉献生活，现在圣召比较缺乏，在培育圣召方面，您有什么想法？
沈斌主教：上海教区现在有92位神父，80多位修女，这个人数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能把圣召梯队建立起来，使更多的年轻男、女教友加入我们，让神父和修女的队伍后继有人。
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应圣召呢？我常常对别人提起一个数据，就是中国教会改革开放之后的圣召曲线图。在这个图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圣召人数的线条一直是往上走的，2000年到达高峰，然后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晋铎人数就有290多。为什么1980年代到2000年的圣召一直是增长的，之后就下降了呢？这有很多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圣召增长的年代，是老一辈的神父们引导着教会，他们的榜样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当时年轻的我们，把我们引到了教会中；2000年以后是我们这批年轻神父出来了，可能我们没有做好。这个情况值得我们去反思，也需要我们去努力。
就上海教区来说，我目前能想到的圣召来源有两个：其一，我们希望通过本堂神父们的良好表率，吸引本地的年轻人回应天主的召叫；其二，我们还会继续去其他省份招生。目前圣召短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所以我们面临“抢人”的局面，要“先下手为强”。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圣召少就降低门槛，对圣召而言，宁缺毋滥，我们会严格按照教会的要求，制订招生标准，制订修院的培育计划，培养优秀的接班人。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上海教区在神父、修女、修士和骨干教友的培养及再培育工作中，必须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原则，这也是上海教区发展的必由之路。汪洋主席在全国政协宗教界人才培养主题协商会上明确指出，宗教界人才培养，必须注重政治素养和政治站位，这是“1”，别的都是“0”。可见其重要性。上海教区曾经在这个方面出过问题，有着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曾经的错误绝对不许再犯。我们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民主办教，坚持我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这是底线，谁都不能突破，这也是高压线，谁都不要碰。
同时，我也想特别强调指出，在信仰上，我们将根据主教团章程规定，“以圣经和圣传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和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维护信德宝库，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宣传福音，广扬圣教”；要加强教会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团结、稳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有序开展牧灵福传工作，保持教区发展态势。

圣爱：上海教区有16万教友，作为羊群的牧人和信仰的导师，您有怎样的牧灵规划？例如，据2022年上海人口统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户籍总人口的36.8％，在上海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为老年教友服务？如何展开对年轻教友的信仰培育？
沈斌主教：在今天的上海，关于堂区牧灵工作的开展，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传统上，堂区神父的大部分工作是圣事性的，这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应该有创意地设计堂区的信仰生活，要敢于跳出既有思维和惯有模式，开拓一下思路，发挥一下想象力，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堂区牧灵的新模式。
上海是人口流入型的国际大都市，在上海的教友中，也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年轻人也很多。能拥有这样的教友，是我们的幸运。这些教友我们要组织好，这就需要我们的神父和修女增强责任心和紧迫感，把教友们带动起来，不仅要提升他们的信仰知识与灵性素养，同时也要增加他们对于教会的归属感。
我们首先要关注领洗后新教友的再培育工作。领洗不是终点，如果堂区对新教友不闻不问，很多人可能就流失了。加强对新教友的引导和关怀非常重要。堂区神父要把对新教友的培育放在心上，比如给予他们关于教会圣事礼仪、信仰道理和灵性生活的培育，引导他们从认知到经验上融入教会，善度教友生活。
有很多年轻教友渴望对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对灵性生活也很有热忱，堂区应该为他们提供机会满足他们的需要。为避免老套乏味，我们需要不断尝试新的、富有生机的形式，以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比如可以组建不同信仰主题的小组，让有共同需要的教友彼此学习交流，一起成长；可以开设一些教理讲授的课程或某个主题的讲座；可以结合礼仪年进程中的各个时期，为他们讲解礼仪或安排灵修活动；组织他们去朝圣，或者安排主题性的避静等等。堂区神父应该多聆听年轻教友的声音，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切实地帮助他们，比如在堂区为他们创造社交的机会，让他们与神父及彼此建立友谊，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聚会分享、参与堂区服务、聚餐等等都可以。总之，年轻教友是堂区生机与活力的主要来源，我们要在提高他们信仰素质的同时也让他们参与到堂区的信仰生活中。
在上海教区，市区和郊区堂区牧灵工作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一般来说，市区年轻教友比较多，郊区老年教友比较多，所以，市区和郊区的牧灵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对于郊区堂区，神父们可以定期上门看望老年教友，为他们行圣事和送圣体，与他们聊聊天，花点时间陪伴他们；也可以组织年轻教友一起为老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关于老年教友，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特别是失独或独居的老人，他们会很孤独，这时候，教会对他们的关怀就尤为重要。堂区可以把年轻人组织起来，到老人中间去，这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群体都有益处。当然，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些老年教友自己的活动，比如老年教友的祈祷小组、读经班，以老年教友为主的朝圣等。

圣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教会肯定并鼓励教友的传教使命，教宗方济各也说，“平信徒是教会的主角”，您认为在教会中，教友应该怎样参与教会事务？您认为女性在教会内的角色是怎样的？
沈斌主教：在堂区生活中，本堂神父要避免唱“独角戏”，因为神父的精力是有限的，对堂区的牧灵规划与具体操作，只有本堂神父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堂区的主体是教友，神父的角色是管理与服务，堂区的建设离不开教友们。所以，神父们要有胸襟，把堂区的门打开，让优秀的教友们参与进来，善用他们的天赋与能力，让他们为堂区的发展出一份力。
对于教友，我们首先希望他们能够积极进堂，参与堂区的各项活动。我希望我们的教友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不仅仅视自己为一个被动者或旁观者的角色；甚至，他们不应该只是堂区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也要主动跟神父们沟通，为堂区生活出谋划策。
关于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我认为她们在教会中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参与弥撒的女性教友比男性教友更多，在堂区承担并参与许多具体工作的，也是女性教友更多。女性教友可以在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要充分相信、信任女性教友，多给她们创造机会，让她们将自己女性的特质优势发挥出来。当然，我们的本堂神父也应该引导她们的工作，使她们能尽职尽责地为堂区服务，确保堂区工作的和谐运作。
总的来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同角色的重要性，善于引导和合作，既满足教友的需要，也推动教会事业的发展。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多彩多姿的教会生活。

圣爱：教会除了宣讲福音，也应该在社会中构建一种福音的文化，您认为上海教区应该如何更好地与文化界、学术界展开对话？
沈斌主教：前一段时间，我跟上海图书馆的馆长见面，他计划明年去意大利办一个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展，我就提出上海教区能不能与他们合作共同举办。因为上海图书馆有一些相关的古籍与文物，我们教区也有，所以，如果可行的话，我们会一起来做这件事。
上海与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渊源很深，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徐光启和利玛窦感兴趣，我们应该与他们加强合作，共同挖掘和研究上海天主教的历史。徐光启是上海第一个教友，他是明末著名的士大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我们的信仰受惠于他，直到今天。从徐光启的时代起一直到民国时期，上海天主教会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不仅是文化交流，教会在上海也建立起了一种天主教文化，今天的上海教区应该继承这种传统。
上海教区应该积极与文化界、学术界展开交流与合作，不要局限于上海本地的学者，我们还可以与全国范围内的学者，甚至是国际学者合作。我们可以与各种文化、学术机构和学者共同策划一些活动，比如举办主题展览或研讨会，可以在国内办，也可以在国外办。上海教区应该在今天的文化事业发展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通过各种方式来构建新时代中国天主教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自信和开放。我们要改变比较被动的现状，我们应该敞开胸怀，主动迈出步伐，积极主动地与学者们交流合作。我们可以搭建平台，组织活动，邀请学者们参与。比如今年下半年我们计划举办首届上海天主教中国化研讨会，这是一个开端，我们也希望借此传递一个信息：我们愿意展开研究工作，我们也欢迎学者们的加入。
其次，上海教区也有一些文化资源，我们应该想办法利用起来，比如光启社就可以加强与学者们的合作，可以一起做一些研究项目；还有上海教友中的一些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人才，我们也要想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能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作能够使我们双方都获益。我们可以为学者们提供我们拥有的资源，让他们来做与教会相关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受益于他们的成果。我们有能力做的就自己做，我们没有能力做的就邀请专业的人来做，通过“借力”来构建教会文化。

圣爱：上海开教已经四百余年，教会在近代上海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经开办过大学，中小学，孤儿院，医院，博物院，藏书楼，出版机构和气象台等等，您认为这些丰富的历史该如何被挖掘并呈现出来？
沈斌主教：过去许多年，我们上海教区在挖掘与展现上海教会历史方面做得不够，错失了很多机会，反而是政府与社会层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对徐光启的研究，介绍徐家汇气象台与藏书楼，还有建立土山湾博物馆等等。
在徐家汇大堂前面的广场上，每天都有很多人，他们都想进来看一看徐家汇大堂。自从徐家汇大堂开放后，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参观，不仅有上海本地的人，还有各地来上海旅游的人。徐家汇，特别是徐家汇大堂，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象征，也是网红景点了，我们出出进进，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人在大堂外面拍照。处在这样有利的位置，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做好接待工作，热情欢迎来参观的每一 个人，还应想办法怎样提升大家参观的体验感，以及用什么方式来介绍徐家汇大堂，让大家在参观教堂的同时也能增加一些对教会的认识。此外，还可以考虑以徐家汇大堂为主题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借助旅游、文化来传播信仰。
上海教区历史悠久，现存的教会建筑也比较多，如何挖掘和呈现这些历史？我认为我们自身要进一步提高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样才能珍惜、保存和研究这些教会先贤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此外，我们还需要与政府文化部门和社会文化机构合作，特别是与研究上海天主教历史的学者们合作，一起来挖掘、研究、整理上海教会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教会，也了解教会在历史中对上海所做出的贡献。

圣爱：佘山是闻名国内外的朝圣地，为了更好地服务朝圣者，您对佘山有什么规划？
沈斌主教：佘山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朝圣地了，在国际 上也有知名度。最近新出版了一本书，是比利时学者高曼士写的《佘山教堂寻踪：朝圣建筑和历史图景》，可能很多人通过这本书会更了解佘山。佘山本身承载着上海教区乃至中国教会的历史记忆，作为朝圣地，它吸引了很多人。除了每年的五月和十月，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也不断有教友去佘山朝圣。
为了更好地接待朝圣者，我希望对佘山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改造。比如做一个标识清晰、符合佘山特色的朝圣路线图：从进教之佑门开始，到中山堂、三圣亭，再上山拜苦路，进入山顶圣母大殿，朝圣结束后顺着另一条路到达佘山修院，可以参观一下修院，也可以在修院祈祷。这样就会给朝圣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朝圣的体验也会不错。另外，目前佘山的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中山的房屋也不少，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体规划，改造一下，为朝圣者提供住宿，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安心地在佘山朝圣祈祷。之后，我会请一些专业人士对佘山朝圣地进行整体的策划和改造，使它更好地为朝圣者服务。

圣爱：上海教区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您希望它在中国教会的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沈斌主教：相对来说，上海教区确实具有发展的优势，这一方面得益于前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上海教区有丰富的资源与独有的优势使我们有一个推卸不掉的使命与责任，就是上海教区应该在中国教会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努力走在中国教会的前面。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自负，而是自勉，更是负起责任，因为上海教区有条件、有基础、有资源，具备这个能力，正因为如此，上海教区应该要有统观中国教会全局的视野、把中国教会的发展担负起来的气魄。目前，北京教区是中国教会的“龙头”，在教区管理、人才建设、院校管理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希望北京和上海两个教区，加强合作，在中国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共同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为了这个使命与责任，上海教区应该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升政治站位，推进人才建设、牧灵福传、公益慈善等事业的发展。另外，上海教区也要与中国其他兄弟教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加强来往，增进交流与合作，在相互学习与帮助中共同发展。

圣爱：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教区也可以说是中国教会的窗口。作为地方教会的上海教区如何在普世教会中呈现自己，您希望上海教区与普世教会有怎样的交流 与来往？
沈斌主教：就像上海是中国的窗口一样，上海教区也应该是中国教会的窗口。身处上海，不管是国外教会来访，还是我们出去访问，都有机会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上海教区是普世教会中的一员。作为地方教会，上海教区与普世教会在信仰中有着无形的联系，我们也应该着力表达上海教区与普世教会之间有形的联系。为此，我们要勇于走出去，去展现作为普世教会一员自信、开放的面貌。
自从2018年“中梵临时协议”签署以后，整个中国教会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就打开了。那年10月，我们有两个出访团同时在罗马，一个团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我带另一个团参加圣艾智德团体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召开的世界和平祈祷大会。记得那天我们五个中国主教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相聚，并留下珍贵的合影。后来，我在世界和平祈祷大会闭幕式上应邀作演讲，短短十分钟的演讲，全场给予了六次掌声。当时站在讲台上，我感觉非常自信，这个自信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往后几年中，我带中国教会访问团出访了西班牙、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在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中，我发现中国教会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是我的经验，一定要走出去，让普世教会听到中国教会的声音，由我们亲自去讲好中国天主教故事。
我对很多国外的朋友常说一句话：第一，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你要听我说，因为我是中国的主教，我是中国主教团的负责人，我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第二，你一定要到中国实地看一看，你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教会。
因此，我认为仅仅走出去还不够，我们还要邀请他们来中国。我现在会跟国外的朋友说：“我希望你带着你的朋友来中国”，甚至我还补充一句：“我可以为你提供机票”。因为在以前，更多的是外界给我们提供机会与机票，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可以给你提供机票，邀请你带着你的朋友来中国看一看。我们现在有自信说，我请你来中国。这是一种双向的努力，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态度适用于上海教区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与国内兄弟教区的来往。我们应该自信、开放、热情地欢迎大家来上海教区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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