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anni Valente
罗马(信仰通讯社)—“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有效的宗徒继承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圣事性质”。渴望“让中国的受洗天主教友们感到安心、安慰和欢欣”。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用平静的语气和谨慎的措辞重申了促使圣座与北京政府将二O一八年九月签署、二O二O年十月二十二日首次延期两年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再次延长两年的理由。来自菲律宾的塔格莱枢机满怀感激之情回顾了无数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意识”、他们的见证,“不是在精心栽培和保护的花园内发芽的,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认识到“某些伤口需要时间和天主的安慰才能愈合”。告诫所有人,主教不是“教宗的官员”或者“国家的教士”,而是“宗徒的继承人”。透露他外祖父的话,今天帮助他“去思考现在与中国政府对话中什么是最有用的”。
请问圣座基于什么样的标准继续四年前做出的签署协议决定?
圣座与中国政府于二O一八年签署的协议涉及中国主教的选拔和任命程序。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触及中国天主教团体生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这个国家,历史事件在教会内部造成了痛苦的撕裂,以至于给圣事生活本身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所以事关重大,触及到教会内在的深刻性及其救恩使命。
通过这一协议,努力确保中国天主教主教能够在与教宗完全共融下履行他们的牧职。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有效的宗徒继承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圣事性质。而这可以让中国的受洗天主教友们感到安心、安慰和欢欣。
圣座一直重申这一协议的性质是限定性的,事关教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也不能被简化为某种外交战略的附带成分。任何忽视或者掩盖协议这一独特特征的思考,最终都会做出扭曲的表述。
现在还不是做出评估的时候,哪怕暂时性的评估。但是,就您的角度而言,您如何看待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协议》的效果?
自二O一八年九月以来,按照协议规定的程序共祝圣了六位主教。对话的渠道和空间仍然是开放的,在特定情况下,这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圣座通过听取中国政府以及主教、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的意见,更加意识到这一现实,即便是在困难时期和背景下仍然保持着对教宗的忠贞,这是教会共融的内在基准。倾听政府的论点和反对意见也使我们顾及与我们对话的人的背景和“心态”。我们发现,对我们来说绝对清楚、几乎显而易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可能是新的、陌生的。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按照他们的感觉找到新的词汇、新的具有说服力和熟悉的例子,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东西。
请问圣座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圣座的意图只是鼓励选择优秀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他们有资格并适合为他们的人民服务。但是,促成选择有资格并合适的主教也是符合各国政府和当局利益的,包括中国政府和当局在内。那么,圣座的愿望之一一直是促进和解,并看到教会内部因所经历的磨难而导致的撕裂和悬而未决的对立得到治愈。某些伤口需要时间和天主的安慰才能愈合。
会不会存在风险,那就是把问题隐藏在先入为主的乐观主义面纱下?
自从这一进程开始以来,就没有任何人表现过天真的胜利主义。圣座从来没有说过协议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圣座始终认为并肯定这条道路是漫长的,可能会很辛苦,而协议本身可能引起误解和困惑。圣座既没有忽视,也没有淡化中国天主教徒对这一协议的不同反应,许多人的喜悦与其他人的困惑交织在一起。这是进程的组成部分。但是,总是要亲身体验事物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许多中国天主教友已经领会了圣座在当前进程中所遵循的启示。他们对在所有人面前确认他们与教宗和普世教会完全共融的进程感到感激和安慰。
民事当局干预中国主教的选择。但这似乎既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情况……。
民事当局对主教人选的干预在历史上曾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我的国家菲律宾,“皇家守护人”的规则也实行了很长时间。根据这一规则,教会的组织都受制于西班牙王室的权力。甚至圣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士们在印度传教,也是在葡萄牙王室的庇护下。诚然,这些是不同的情况和背景,而每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和历史的解释。但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任命主教的程序要保证和保护教会教义和纪律视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即善度伯多禄继承人和其他主教,宗徒继承人们的圣统制共融。而目前在中国使用的程序也是如此。
中国政府总是要求地方教会“中国化”……。
纵观历史,基督信仰一直经历了本地化过程,也是对文化和政治背景的适应。在中国的挑战也能证明,属于教会并不妨碍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公民。没有矛盾,也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恰恰是走在宗徒信仰的道路上,也可以帮助好基督徒成为好公民。
在此阶段,面对可能出现的迟缓和挫折,圣座可以依靠什么?信任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许许多多中国天主教友所见证的“信仰意识”。一个珍贵的见证,它往往不是在精心栽培和保护的花园内发芽的,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回顾近几十年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我总是想起圣保禄宗徒《罗马书》中的一段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许多中国天主教友在他们亲身经历了圣保禄所写的东西。磨难、痛苦,但也有基督对他们的爱所带来的胜利。
对那些说圣座为了与中国政府谈判而隐藏、忽视了中国天主教徒的苦难和问题的人,您怎样回应呢?
涉及中国教会问题时,圣座始终注视着过去甚至最近的痛苦和困难。现在的选择,也正是出于对那些在苦难中宣信在基督内信仰的人们的认可和感激。在对话中,圣座与中国政府代表沟通时恪守其尊重他人的风格,但从不忽视,相反,总是指出天主教会团体的艰难处境,有时,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压制和干预造成的。
怎样才能促成中国政治当局承认所谓的“地下主教”?
这是对话中始终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所有人都应该记住主教不能被视为“官员”:主教不是“教宗的官员”或者“梵蒂冈的官员”,因为他们是宗徒的继承人;他们也不能被视为是世俗政治机构的“宗教官员”,或者就像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国家的教士”。
主教职务以及主教与教宗之间关系的混乱似乎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圣伯多禄广场听到导游给游客解释教宗在教会中的形象和作用,她试图要用游客们较为熟悉的形象去解释。她说,“教会就像一家大型企业,就像苹果公司或者丰田公司。教宗就像执行董事”。游客们似乎对这种解释很满意,他们一定是带着这种想法回家的。但教宗是首席执行官、教会是经济-金融企业的说法,并不符合教宗的真正角色……。
教宗方济各把您召叫到罗马担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您对中国天主教徒善度传教圣召的形式和激情有哪些印象,包括对众多不认识耶稣的同胞?
我看到了堂区和团体在中国各地充满激情,甚至创造性地开展牧灵和爱德活动。每年,包括成年人中都有很多人领洗。这是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在日常开展的使徒工作,始终与教宗训导的建议保持一致,尽管还有许多限制。近几年来,中国天主教团体亲历了信德年、慈悲禧年;Covid疫情期间开展了许多爱德活动。就连当年我住在马尼拉时,也总是被中国天主教友以及在其它国家是少数派的团体、处境艰难团体的见证所震撼。还有旅居海外的中国天主教友也继续以多种方式帮助中国教会,例如支持建造圣堂和小堂口。地方教会有地理上的边界,但有一个超越边界的教会共融的人性空间。
您的母亲对她中国祖先的信仰有哪些印象?
我的母亲出生在菲律宾,她成长在菲律宾而不是中国背景下。我的外祖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接受了洗礼。他是一位非常脚踏实地和“务实”的中国天主教徒。在他母亲的忌日,他会在母亲遗像前献上香火和祭品(食物),并告诉我们这些孙辈:“谁也别碰这些食物!先让天上的曾祖母品尝,然后才轮到我们……”。从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记忆也帮助了我去思考现在与中国政府对话中什么是最有用的。
您指的是什么?
当我告诉姥爷我想进入修道院时,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做神父的孙子……。我不理解这个神父的世界”!我有点怏怏不快,于是他又说:“我不明白,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好神父”。现在,当我思考与中国政府就教会事务进行对话时,我认为有时最好是寻找简单而直接的话题,以满足与我们对话的人的具体而务实的做法。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深入掌握圣神所赋予的教会奥迹。我也很难向我的外祖父解释我司铎圣召的源泉……。而且,对我来说,他希望我成为一名好司铎的简单愿望这一点仍然很重要。
今年是在中国教会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传信部创立四百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纪念日?是否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终结?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传信部大楼常常发挥了先知性的作用。只要想一想刚恒毅枢机(Celso Costantini)所发挥的作用,他是后帝国时代的首位驻华宗座代表,后来又出任传信部秘书。至于现在和未来,传信部的伟大历史并没有被清除,也不会被遗忘。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毕竟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传信部创立之初的情形了。但通过传信部所活出的信、望、爱德并没有消失。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涌现的许多见解,可以为当前的情况提供高度相关的、适当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教宗方济各重申,圣传不是旧东西的博物馆,而是信仰中活生生的现实之路。结构和形式的诞生是对特定时代需求的回应,但当结构发生变化时,赋予其活力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这也适用于传信部。它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机构,但其中也传递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也得到承认和确认的使徒活力,大公会议重申了整个教会蒙召通过每一名受洗者做传教士。现在,是到了认识到每一个教会现实和结构都蒙召完成传教皈依的时刻了。这适用于每一位本堂司铎、每一位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也表明,在教会目前的状况下,“牧灵”和“传教”之间的各种辩证对立似乎都已经被克服。每一项工作、每一项牧灵活动都必须怀着一颗传教之心去做。
十月是传教节,十月二十三日主日是世界传教节。您认为,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为了正确善度这一传统的活动,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
今年,教宗方济各的传教节文告题目是《你们将为我作证人(宗1,8)》。主题选自《宗徒大事录》的一个小节。这里所指的见证是基督徒福音生活的见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因与耶稣相遇而被改变和治愈的人们的忠诚和喜乐坚持中发光的。
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传教面临着“被缩减”成社会活动的危险。而世界需要以鲜明、清楚的方式宣讲福音,为“事业”打下基础……。
在基督信仰见证和宣信的过程本身中,我似乎没有察觉到宣讲福音和爱德行动之间有如此鲜明的辩证关系。有一次,我陪同人把援助物资送到一个没有基督徒的难民营。其中一名难民问: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关心我们?你们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到这里,甚至都不认识我们?我的回答是,我们只是在追随我们的主耶稣,因为祂教导我们要爱、要服务所有人。这时,一个女孩说:我想认识祂,认识这个耶稣。那一次,一个爱德的举动激发了这些问题。我想,在提问者的好奇心中,圣神已经在工作了。由此,人心便能向福音宣讲敞开。见证当然可以通过重复真正宣讲基督所许诺的救恩的话来完成。但活生生的爱德见证本身就是宣讲天主圣言。
(Agenzia Fides 2022/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