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一位中国女性审视上海教务会议后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

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李小梅教授
罗马（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全文发表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李小梅教授在宗座传信大学开学典礼暨《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研讨会文集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题目是《一位中国女性审视上海教务会议后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
尊敬的枢机、主教阁下，
尊敬的校长、
各位演讲嘉宾、亲爱的教授及学生们，
女士们、先生们：
能与诸位分享一位中国女性对上海主教会议后中国教会百年历程的见解，我深感荣幸。
引言
一百零一年前，首届中国教务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旨在实现若干目标。我将重点探讨中国天主教女性在传播福音和促进基督信仰本地化进程中的贡献。
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的《夫至大》宗座书函虽未明确提及中国，却为上海教务会议提供了方向指引。文件呼吁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称其为“新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希望”。
《夫至大》书函第十四段指出：“因为本地司铎，既然生长于本地，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同自己的人民是一样的；他们比外国人更能知道以什么方式引导人民接受信仰。这样，往往为那些外国司铎不容去的地方，开一道方便之门”。
我发现这种洞见同样适用于中国天主教女性。让我们看看她们的真实故事来加以理解。为更深入理解上海教务会议后的百年历程，我希望从会议之前更久远的时期开始我们的探索。
非凡的女性
在中国基督信仰传播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了几位杰出的中国天主教女性。其中一位就是徐甘第大（1607-1680），她生活在清朝晚期的中国。
她是徐光启的孙女。徐光启是一位与中国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密切合作的官员兼学者，致力于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出生于天主教名门望族的徐氏，成长环境优越。因此，能完成其他普通中国天主教女性无法企及的善举：她在家中为弃女创办孤儿院、协助建造了19座教堂，并资助传教士。她还陪同儿子前往江西、湖北两省探访教友，并为建设圣堂提供资金。当时女性出行实属罕见，特别中国大户人家的女性普遍裹小脚，因此行动受限。值得注意的是，她拄着拐杖和儿子共同完成了这次旅程。
除徐甘第大外，其他文字记载的杰出女性还包括资助大教堂建造的唐雅各，以及救助穷人和贞女的杨依涅斯。正如学者张玉所指出的：“尽管人数不多，这些上层中产阶级妇女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在晚期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严苛的儒家社会中塑造了天主教身份认同”。
普通中国女教友的生活与贡献
那么，普通中国女教友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在试图理解她们的贡献时，关于个体女性生活与事迹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然而，传教士、修会团体及地方文献中存留了零星的文字记载。这些史料共同勾勒出了她们的集体身份，并完整呈现了女性践行信仰的全貌。
我们注意到，这种集体身份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受到包括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影响。
在过去，直至帝国时期，社会中盛行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这意味着男女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严格界限。十八世纪时，女性只能进入名为“圣母教堂”的小型女性教堂。直到一八五O年，传教士才开始建造男女共用的教堂，让教友们得以共同参与圣道礼仪。教堂内的男女区域有时会被高达两米的隔板分隔，进一步阻碍了教友的视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堂内的性别隔离制度逐渐松动，特别是在民国时期（1911-1949年）。这并非直接源于上海教务会议，而是受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影响。
传统上，中国女性被描绘成顺从被动的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未能展现全貌——中国天主教女性不仅被动接受信仰，更积极践行并活出信仰。
例如，与父母同住的贞女向家人传扬福音。为人妻、为人母的教友则将信仰传承给子女，其中一些人更成功引导丈夫皈依天主教。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女性在家庭传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女教友更容易接触其他女性、分享自己的皈依经历。事实上，这种独特的福传方式对传教士或神父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根据中国传统价值观，神父出现在女性群体中未必总是恰当的。此外，正如德国基督教史学家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所指出的，传教工作“需要极大的智慧、口才、祈祷以及耐心”。女性具有耐心且能投入更多时间与他人相处，中国天主教女性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
十九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更多外籍女修会团体来到中国，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修女们组织了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社会服务。她们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吸引了更多中国女性皈依基督信仰。
度奉献生活的贞女有机会加入这些修会团体。她们在修会的初学院接受培训、走出家庭去服务。她们与传教士合作传播福音、探访穷人、管理女子学校。教区还派遣贞女前往偏远村庄。一九OO年前后，约有三千至四千名女教友投身乡村传教事业，其中多数是度奉献生活的贞女。
这突破了中国女性仅限于操持家务的传统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当时教育机会也变得更加普及。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更多女子学校的建立，教育不再是富裕家庭女孩的专属特权。然而，作为中国天主教女性的独特身份认同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因为天主教教育仍侧重于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而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价值。
这种对女性母性特质的强调，或许正是敬礼圣母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天主教传统中，圣母玛利亚既是女性美德的典范，也是其子耶稣基督的慈母。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由于中国政局变动，外国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大陆。中国天主教女性仍坚持祈祷生活，并将信仰传承给子女和同胞。武永波修女（1916-2002）是坚韧不拔的典范。一九四九年加入主母会后，她接受医学培训后在医院担任护士。文革期间，被下放农场劳作。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她遭受迫害并被监禁。八十年代获释后，于一九九一年出任主母会中国修会会长，并于一九九四年创办了孤儿院和养老院。
当今时代
今天，中国女性在公共领域拥有更多服务机会。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随着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日益扩大，加入修会团体的中国女性正逐渐减少。
但她们的贡献依然广泛。除积极参与爱德社会服务外，她们还运用自身资源传播福音。例如二O二二至二O二三年期间，学者郭晓平修女采访了二十四位中国大陆修女、神父及平信徒。她的实地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一些平信徒女性与神父、修女们一起，根据各自的环境和需求，包括她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工作文化以及教育程度，组织起了在线信仰分享小组。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天主教妇女自愿帮助那些因跨地区婚姻而迁入村庄的女性。学者康志杰于一九八O年至二O二三年期间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调研，记录了天主教女性如何帮助外省新娘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志愿者爱的感召下，部分外省新娘皈依了天主教——这并非源于言语劝说，而是源于帮助她们的天主教妇女们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
对当下的启示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从上海教务会议后中国教会百年历程中汲取哪些启示？对当下有哪些启示？我愿提出两点。首先，她们对圣召的回应；其次，她们对基督信仰在中国本地化的贡献。
a. 成圣的普世召叫
关于第一点，中国曾涌现出一些杰出的天主教女性，还有许多其他女性。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她们的名字和宝贵的工作可能已被遗忘。但她们通过以身作则地践行信仰、爱天主爱近人，为传播福音作出了贡献。
用当今神学术语来说，她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成圣的普世性召叫。特别是在女性处于社会最低层、社会普遍排外、基督信仰被视为异教的艰难时期。
b. 文化本地化
文化本地化的第二点呼应了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一九一九年宗座书函中的洞见，尽管表达方式和措辞有所不同。这些女性生于斯长于斯，与她们的中国同胞共享同一文化背景，她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正如我们对她们生平的简要回顾所揭示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经历了重大变迁。
中国天主教女性在守护天主教信仰并将其传承给后代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福音传播，更创造了使福音宣讲与本地化更具成效的条件。她们耕耘着自身的真正信仰生活，从而将福音信息传递给其他女性及其家庭。她们以自然的方式践行着信仰，体现着特定时代和地域文化特色。作为女性，她们超越了二元对立，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接纳并传播基督信仰。她们的见证表明，基督信仰并非异教，而是在中国土地上能够结出硕果的信仰。
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天主教女性的经历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教会过去的故事，更映照出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让我们铭记这段常被忽视的历史——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当下的中国文化中，中国天主教女性始终以非凡的奉献精神将信仰与天主教价值观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谢谢！
（Agenzia Fides 12/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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