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传教月 - 马兰戈枢机强调初次宣讲的新意不应被过于泛泛的传教理论所吞没

Gianni Valente
乌兰巴托（信仰通讯社）—十月传教月之际，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慰安会传教士焦尔乔·马兰戈枢机向本社介绍了在蒙古大草原上充满传教激情的心得。
其间，马兰戈枢机强调了“福音的初次宣讲具有其特殊性。每当反思教会的传教使命时，我想为这种特殊性呐喊助威。这种‘特殊性’ 不应被过于泛泛的传教理论所吞没”。
十月普世教会善度玫瑰月，也是传教月。今年，一如既往，传教月欣逢世界主教会议在罗马召开。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兰戈枢机也将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出席主教会议。同时，正如主教会议主题——“同道偕行的教会：共融、参与和使命”——所阐明的，主教会议也要反思每一项真正教会事业的传教目标。以下为本社采访全文：
尊敬的枢机，对教会传教性及全体受洗者的传教召叫强调得还不够吗？
重新发现所有受洗者都蒙召传教，在许多方面都是天主的意愿。但现在，我们似乎有些忽视了传教圣召的特殊性，即 “向外邦人”传教。
在全球化和地理距离明显缩小的时代，传教工作这一前景似乎有待与时俱进了。因为还需要走出去，置身于不同于自己的人类环境中。
而且，我认为，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应该认识到初次宣讲福音的特殊性，即向那些并不真正了解福音是什么的人宣讲福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绝不能被淡化、不应被过于泛泛的传教理论所吞没。此时此刻，在我看来，始终认识到并考虑到教会在世界上的全部使命及其历史进程的这一特殊性至关重要。
您为什么认为初传的这一特殊性不能取消，而且对教会的传教活力至关重要？
如果说属于教会意味着与耶稣同行、追随耶稣，那么传教可以被描述和表述为“使与基督相遇成为可能”。
这种相遇总是以我们不了解的方式发生。但通常情况下，与人类现实的接触仍然是必要的。人类的现实促进了与基督的相遇，并使之成为可能。因为这种体验总是通过吸引和接触来传递。特别是在能真正以某种方式接触基督的人客观而言很少的地方，这种活力就会显现出来，并清晰地感受到。例如在那些没有教会或教会处于萌芽状态的地方，就像蒙古。
您是传教修会会士。近几十年来，这些传教修会的人数明显减少。
也许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大量的人员，我们不应对传教修会人数减少感到震惊。但是，即使影响减少了，促成这些传教修会诞生的那种对传播福音的长期需求仍然存在。
您提到“向外邦人传教”的特殊性让人联想到过去的“传教区”，即现在被称为 “地球南半部”或“全球南部”的地区。这种说法还有效吗？
与其陷入程式化和社会政治化定义的险境，例如世界“北部”和“南部”，不如坚持严格的教会标准。这种特殊性事关实际接触福音的情况。问题在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是否有可能真正接触到福音。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中，福音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有效的宣讲，或者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要始终考虑到所有特殊情况及其多样性。
有哪些不同？
生活在教会已经建立并拥有各种神恩和事工的地方是一回事，而像我们蒙古这样只有一位本地司铎的教会又是另一回事；鉴于历史原因，对基督信仰极度批评的社会是一回事；而与那些本身并不反对和极度批判教会的社会互动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的历史从未交织在一起。
在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下，第一次宣讲的使命是让人体验到基督信仰的新意。无论是在历史上未曾面对过基督信仰的环境中，还是在基督信仰塑造了前几代人，但现在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地方。
初次宣讲使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们的天父天主没有发出信息，而是派遣祂的独生子道成肉身。
天主放低自己，接纳了人类的一切。以此类推，传教事业也应该以耶稣为楷模，服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
如果基督的信息仅仅是一个信息、一个生命的教导，那么就没有必要像耶稣本人在福音中所做的那样，要求男女老少到天涯海角去。
耶稣成为了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的一部分。三十年隐姓埋名的生活、三年鲜明的活动、复活前三天的受难。所有跟随祂的人都蒙召让圣神塑造自己，善度同样的奥迹。这就是传教使命。
通过追随耶稣，使自己服从于空间和时间的法则，使自己从抽象概念中解脱出来，全面接受传教工作中所有的艰辛和忍耐。而这些艰辛和忍耐可能会显得“无用”、“毫无成果”……。
想想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学习十分难懂和陌生的语言、想想深入并满怀尊重地融入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文化之中所花费的时间。一切都以相互理解、友好亲近、建立信任关系为前提。传教士的许多努力正是为了认同环境，创造这些相互信任的条件，然后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财富，我们最珍视的东西。
在漫长传教事业中抱定的这种“耐心”与当今时代的快速发展不脱节吗？
也许今天有些人认为，在传播方面投资更有效以对公众舆论产生可估量的影响。 但福音不是作为一种理念或菜单上的一种选择来传播的。这叫市场营销。有时，我们倾向于提出关于传教的理论，或以社会或人道主义行动来组织战略，并将其作为我们所谓的“宣讲”的有用之物。直至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教会是“设计”出来的。
就乌兰巴托而言，您如何看待当前教会传教工作的紧迫性？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作家、记者和教会学者对我们蒙古小教会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从中看到了和《宗徒大事录》相类似的传教经历。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比，宗徒们在绝对少数的情况下为主耶稣作见证。他们的工作充分体现了边缘性、新颖性的内涵。在蒙古，人们和社会本身也从未与福音有过第一次接触。那些对我们教会感兴趣的人有时会告诉我，我们贫穷而渺小的经历也能为后基督信仰社会的处境带来优势和启发。在这些社会中，即使是模糊地提及基督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想当然了。
不久前，您在巴黎天主教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谨慎处理”，这是传教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特点。您指的是什么？
是圣神使我们与基督相遇成为可能，而不是我们的方法或预防措施。但是，如果那些希望为福音服务的人能够亲近他们的兄弟姐妹、谨慎地宣讲基督的复活，那么他的工作也许会少一些障碍。一八四O年，遣使会士约瑟夫·加贝特神父在第一次外蒙之旅后致函传信部写道，“欧洲人首次出现在蒙古人和西藏人中间是一项非常微妙的工作。在这些民族中传教的成功与否将长期取决于我们的谨慎程度”。
您参加了宗座传信大学全体大会。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所大学的现状和未来？
在新加坡体育场主持弥撒圣祭时，教宗方济各提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写给他的第一批耶稣会同伴的一封信。信中，这位伟大传教士希望到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大学“像疯子一样在这里和那里大喊大叫”，震撼那些进行无休止讨论的知识分子，敦促他们成为传教士，为基督的爱德事业服务。此时此刻，也许我们也需要在神学方面深化传教，需要在学术领域中推动认识和重新提出宣讲福音的持续紧迫性，特别是在首次福传的情况下。谁知道呢？也许就在这条道路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宗座大学会不会在今天更新并实现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梦想呢？
（Agenzia Fides 01/10/2024）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