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圣座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主教致辞"天主教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历史与当下"

圣座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主教致辞"天主教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历史与当下"
2024 年 5 月 21 日 - 罗马宗座传信大学
尊敬的枢机阁下，各位主教、
可敬的校长，
尊敬的诸位发言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谢福音传播部和宗座传信大学在 "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纪念"（Concilium Sinense）之际举办这次研讨会。我向所有与会者，尤其是沈斌主教致以诚挚的问候：他作为中国教会第一届全体大会的主办地主教出席会议，为本次会议增添了特别的意义。我也欢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来参加今天会议的学者和神职人员。
尽管在法律上，上海教务会议属于特别会议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它具有更广泛的教会意义：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的会议为许多其它传教国家树立模范，这些国家以中国会议为榜样，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召开各自的全国会议。记念所发生的事件对当代教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人们致力于对共议同行进行反思，将其作为信仰团体生活和使命的一种特殊方式。被“召集”， 是 “concilium”一词的词源意义，而随之而来的 “同行”，根据希腊文 “synodo”一词的意义，表明天主子民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圣神的引导下，被召唤成为教会生活的负责人和主角，以积极、自由地塑造教会的行动和风格。上海教务会议通过历史见证向我们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回声，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就此指出：“我们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设计是建筑师提供的，但每个人都为这一伟大的建筑添砖加瓦。对我们来说，建筑师就是教宗。工人离开了，但主教座堂还在”（C.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1922-1933刚恒毅，《在中国耕耘》1922 - 1933)。事实上，在上海举行的教务会议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工程，详细阐述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基本规则。
在今天上午会议的结尾，我很高兴能够提出一些看法，具体地说就是刚恒毅——我特别尊敬他——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激发和推动 “中国教务会议 ”的召开。他对基督信仰的深度认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远见卓识，为我提供了即使在今天也尤为宝贵的见解。
在我看来，第一个重要特征是刚恒毅开展传教工作的特殊背景。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敏锐性，能够解读当时的教会形势，指出其积极面和失调点：这种对现实的清醒思考将被证明对他制定传教和外交 “策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坚定了他召开中国教务会议的信念。
众所周知，当时天主教会内部的敏感问题日趋成熟，而不久前的《夫至大》宗座牧函也表达了这一敏感度。刚恒毅主教注意到，当时的传教一直过度依赖外国传教士：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几乎只有外国神职人员，也表现在一些传教界人士倾向由西方列强建立的保教权，以及由此确定的牧灵方式。甚至在抵达中国之前，刚恒毅主教就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可以谅解的是最初到外方传教，偶尔需要保护[...]，但是不能理解的是常存有外国政治本质” （《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六章）。当他来到这个大国之后，他不得不体验这些动态，并体验那些设置有时是如何冒着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中减损福音灵感的风险。仅在中国一个月后，刚恒毅就不无遗憾地指出： “基督教会从巴勒斯坦来到罗马。在许多反对它的控告中，却没有控告或轻微提及它是洋教。我们在中国已有三个世纪。整个教会圣统仍是外国人的。 [...]这是基督所意愿的教会吗？”（《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十章）。
宗座代表的意愿，正如我们今天的，当然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审判。他不偏不倚地肯定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功绩，他们本着真正的爱德和奉献，将福音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努力。然而，他也承认，外国列强提供的“人道援助”——这是他使用的术语——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护和促进了传教的扩展，但 “在传教过程中也背负了被动的道德责任”（《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十七章）。从刚恒毅的观点来看，将 “外国使团”的概念转变为 “传教的教会”的概念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本人以其一贯的坦率所指出的那样：“天主教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国中而又在外国政府保护下，是可以想象的事吗？假若是外国使团，那还令人理解，但是教会，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了！我们来到中国不是组织外国使团而是建立教会”(《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十章）。随着这一信念，他意识到，为了在该国重振福音传播，天主教会必须摆脱政治事件和殖民利益，置身于它们之外并在其上。
刚恒毅对中国天主教背景的分析，更广泛地说，他从中汲取灵感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宗座牧函所提供的指示，当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如果说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它们的合理性，那么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们却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使宗座代表遭受了不少磨难和痛苦。反对意见首先涉及到《宗座牧函》的总体设置的有效性，并质疑其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和政府认识是否足够深刻。批评者认为，刚恒毅在《夫至大》(Maximum illud) 指令的启发下所持的开放态度，甚至会让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合法化，如抢劫天主教传教站，甚而谋杀传教士，而这些事件实际上都与他的责任相去甚远。当地的外文报刊对他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攻击：例如，《上海日报》或相应的《北京日报》，乃至一些传教士出版的《中国回声报》都刊登了大量文章，对罗马的指示，尤其是对刚恒毅主教进行了无礼的批评。面对责难，他总是先知先觉，他早在 1926 年就指出：“《夫至大》通喻 (Maximum illud) 将遭受与《新事物》通喻 (Rerum Novarum) 同样的命运，她在某些教会旧环境中不受青睐。旧环境消失后，基督徒社会学的《新事物》 (Rerum Novarum) 通喻则成为令人尊重且不受挑战的宪章。在演变时期总免不了发生困难，但人唯独为其工作的上主，会助佑我们” （《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五十九章）。
为了实现从“外国使团”到“传教的教会”的过渡，宗座代表首先希望基督信仰能在中国以多种形式得到真正的本地化，这是天主教传统所珍视的一个术语，他之前没有使用过它，但它却充分表达了他的想法与意念。总之，他很清楚地认识到那项演变，如果没有另一项基本因素：即在无国际列强干预的情况下，圣座与国家当局之间的直接对话，将不能完全实现，而就其本身也不可能实现。按照刚恒毅的意向，这两个因素只能齐头并进，作为同一进程的互补因素。
如前所述，宗座代表的 "策略 "的第一个特点是努力使天主教信仰更多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发展从广义上被理解并包括不同的方面。首先，需要真正的 “教会植根”（plantatio ecclesiae），也通过促进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将天主教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因此是真正的本地化，在礼仪中使用本地语言，并发展本地的表达方式，以传达唯一且永恒不变的信仰。另一方面，只要翻阅一下上海教务会议本身批准的 861 条的规定，就容易发现这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些主题反复出现。然而，即使在大会召开之前，刚恒毅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这种设置。例如，关于天主教植根于当地环境的必要性，他有一些非常清晰的话语，用一个简单而具有说服力的形象很好地描述：根据他说，在此之前，在中国的福传工作给人的印象是 “移植”了一棵已经长成且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这棵大树的根却从未有机会扎入土壤深处；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需要撒下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需要时间生长，但却能够在这块土壤中深深扎根，这正好描绘中国人民的形象。他同样清楚推进神职人员本土化的急需：“不管怎么说，外国传教士是客人。[...] 教会应当自然化：而不能永久地由客人组成” （《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七十章）。正是出于这一心中的意念，他支持在 1926 年为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并以同样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会。最后，他对当地艺术和建筑形式的推广也非常清晰，通过这些形式，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得以进一步实现。刚恒毅本人是基督教艺术的爱好者和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强烈的个人敏感度。根据他的理解，中国的造像传统拥有表达基督信仰奥迹的大量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和丰富了自身： “他在一部完全以此为主题的著作中指出，让一位漂亮的中国妇女穿上皇后或观音菩萨的服装，使她成为圣母，这还不够。给住宅或教堂的屋檐赋予中国屋顶特有的向上伸延的结构，也不足以使其成为中国建筑。不，艺术是更深层的东西。将本土艺术基督教化意味着从内部更新它，尤其赋予它新的灵魂”（C. COSTANTINI, L'arte cristiana nelle missioni. 传教中的基督教艺术手册》，1940 年，第 87 页）。针对在礼仪中使用中文这一微妙的问题，他也表现出同样的敏感度：在举行圣事时使用当地语言而非拉丁语的建议，早在十三世纪末就由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提出，后来被追随利玛窦来到天朝的耶稣会士们所采纳。宗座代表刚恒毅也是这一观点的热忱支持者。
然而，刚恒毅所理解的 “教会植根”（plantatio ecclesiae）和 “天主教信仰本地化”(inculturation of the Catholic faith) 不能忽视一个基本要求，或者说，一个必要的、隐含的条件，它支撑着整个结构：即与伯多禄继承人的联系。首批中国主教的祝圣仪式在罗马梵蒂冈大殿内举行，由教会最高领导人教宗亲自主持，这绝非偶然，由此开始了中国本土宗徒圣统制。这是一个美轮美奂且很有说服力的举动：它彰显了教会内一切权力的源泉，同时也表明了教宗本人是如何成为中国教会富有成果的本土化保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教会信仰真正本地化的保证。刚恒毅在湖北省汉口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这一主题：“我这次由华丽的长江旅行到你们这里。长江流经西藏，沐浴无数繁华的都市，然后融入海中。海水遣发云朵到山顶，它们被转变并凝结成雪，雪溶化注入河流。这是一个永恒的事件，是天地间持续不断的交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事业。天主教由源头出发，在天地间，即天主与人类间持续不断的交融下，历经许多世纪 [...]。正如江河追溯至山谷，这样天主教会追溯其源泉。伯多禄是基督立定的第一位首领，此一职务总不结束，在他的继承人身上不断更新，直到世界终结的最后一位教宗。这种美妙的连续性及生命的合一是一个很突显的特征，也给教外人证明天主教会的伟大与神圣和在时空中的完美合一（《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十九章）。在他的著作中，宗座代表反复强调教宗与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他明确指出，这种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最佳保障：“教宗是任何国家天主教徒之精神领袖。服从教宗不但无损爱国，而且能纯正并激发它。[...] 教宗愿意中国天主教徒爱其国家并成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犹如天主爱所有国家，教宗也爱你们高贵而伟大的中国，不将它放在任何其它国家之后”（《在中国耕耘》，第一卷，第十四章）。
如上所述，刚恒毅的传教和外交 "策略 "不仅基于本地化和本土化，还基于第二根支柱，即圣座和中国政府建立直接对话的需要。在不同的机会上，宗座代表意在表明与外国外交代表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他先在汉口，后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住处，他很愿意其住宅远离国际使团区，以避免对其使命的性质产生任何可能的误解。他还与外国列强公使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富有成果的交流，但同时也注意将自己的行动与他们的行动区分开来：例如，为被介绍给国家当局，他多次拒绝西方代表的斡旋，却更愿意通过纯粹的教会渠道。当然这种态度不是基于蔑视或对自己的手段抱有更大成效的错误幻想。相反，它源于一种正确的信念，即在中国将传教工作与国际政治区分开来，实际上是保护传教工作，是恢复其真实性及其成果的唯一途径：为此，不可或缺的是，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并在相互发现的必要工作中，学会直接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彼此的成见，尤其是关于想象出来的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政治性成见。
刚恒毅的直觉，即便是创新的，也深深扎根于过去历史：事实上，这些直觉展示与早在十九世纪就启动的一系列尝试一脉相承，且透露出宗座很早以前就有的意识。例如，在1849年，中国教会本土化第一次会议计划就已启动，它受四年前传信部 (Congregazione della Propaganda Fide) 发表的《确无一人》(Neminem profecto) 的指示所鼓舞，该指示是为满足在整个天主教界培养自给自足的本土神职人员的急需，然而，由于罗马教廷所遭受的外部压力，该计划一直未能实行。同样，由于类似的原因，罗马教廷和中国此前建立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也都失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及 1860 年由当时的湖北教区主教徐伯达（Luigi Celestino Spelta）率领的使团，受庇护九世的委托并以他的名义抵达同治皇帝那里；在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期间成熟的新接触计划，以及良十三世在 1882 年尝试进行的接触。还有，1886 年的谈判后，任命了安东尼奥∙阿利亚尔迪（Antonio Agliardi）主教为驻华宗座代表，但不久后又不得不撤回；1917 年的谈判，进一步任命了教廷驻华代表，若瑟∙佩特利（Giuseppe Petrelli）主教，但也不得不取消。显然，时机尚未成熟，而来自强权者的压力显示出是决定性的。刚恒毅主教以谦逊和坚决的态度，将自己理想地摆在修补之前中断的历史进程的位置。
在这篇简短讲话即将结束之际，我想重复一下这位之后被召回罗马担任新职务的宗座代表，在离开北京时，见证他在中国履行使命的精神时所说的话：“1930年10月26日下午4时，我离开了宗座代表公署。在登上汽车之前，我去小圣堂片刻，我对天主做了以下谦微的祈祷：我的天主，为您给予我在中国旅居八年的助佑，我感谢您。您使用了一个充满不完美和缺点的工具。您确实愿意让我明白，如果有些事我是为传教而做，它们则全都属于您”（《在中国耕耘》，第二卷，第四十九章）。
（Agenzia Fides 2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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