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俄罗斯大使索尔塔诺夫斯基指圣座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和重要性的独立行为体”

Victor Gaetan*
罗马（信仰通讯社）—二O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俄罗斯新任驻圣座大使伊万·索尔塔诺夫斯基，也是俄罗斯史上第三位驻圣座大使正式向教宗方济各递交了国书。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联邦驻马耳他骑士团代表。
一九八九年，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与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中正式宣布莫斯科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一九九O年，首批外交使节被派往梵蒂冈。从那时起，共有七位俄罗斯外交官在圣座任职。二OO九年十二月，先教宗本笃十六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全面外交关系。
以下采访中，伊万·索尔塔诺夫斯基大使阐述了俄罗斯在当前历史阶段对俄罗斯与圣座关系的看法。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索尔塔诺夫斯基专门从事多边关系工作。曾任俄罗斯驻欧安组织代表（1996-2000 年）、驻北约代表（2003-2009 年）、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2015-2022 年）。
关于他的外交生涯以及俄罗斯与圣座关系的访谈，是在位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和广场正前方协和大道上的俄罗斯驻圣座大使馆内完成的。这是索尔塔诺夫斯基首次以俄罗斯联邦驻罗马教廷代表的新身份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
教宗方济各高度重视亲自与冲突各方展开对话。他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写道：“当我们生活出一种与人亲近、寻求他人福祉的灵修时，我们的心会向天主最好最美的恩赐完全敞开。每当我们在爱内与另一个人相遇时，我们对天主就多一些新领悟。每当我们睁开眼睛明认他人时，我们就在信德的光照和对天主的认知中成长”（ 272）。
尊敬的大使阁下，俄罗斯与圣座的关系究竟有多么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圣座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和重要性的独立行为体。在处理敏感问题方面，圣座是相当前卫的。且始终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
我读了《众位弟兄》通谕，非常赞赏。教宗方济各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多面体，有不同的面，每个面都有其价值。他谈到了多极化，和谐中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尊重不同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例如，在俄罗斯，我们认为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最基本的。这些价值观有时会受到攻击。我们坚信这些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理念背景。对我们来说，促进与圣座的对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在当前形势下圣座与我们的愿景相似。
九月递交国书时，您与教宗方济各都讨论了什么？
根据圣座的礼仪和传统，我与教宗方济各的谈话是“一对一的”。除翻译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为此，我恪守了传统，只与你们分享我对这次持续了15-20分钟谈话的个人感受：这是一次开放、坦诚的谈话，充满了对对方的尊重，深刻认识到我们应就重要问题保持对话。教宗对当代现实情况深刻而普世性的认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在圣座的职位似乎与您过去的职位大相径庭。是这样吗？
从逻辑上讲，这项职务非常不同。但与我在北约和欧洲委员会的职务有一些相似之处。前两项任务是多边的，而这次是双边的。但如果考虑到圣座的全球性视野，就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大型国际组织。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发现在国际组织内努力搭建桥梁的相似之处很有意思。
就北约而言，我们一直努力改善与重要机构的关系。但不幸的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圣座有自己的面貌和形象。至于北约，我不知道各个国家是否有自己的形象，因为它们用一个声音说话。而这个声音据说是国际性的。这个声音百分之百是反俄罗斯的。
对于梵蒂冈，我的看法绝对不同。梵蒂冈外交的悠久历史令人受益匪浅。今天的教宗方济各睁大了眼睛。
二OO三年至二OO九年，您在布鲁塞尔担任俄罗斯常驻北约副代表期间的那几年，被认为是俄美关系的“好年头”？
那些年是务实的、乐于合作的年头。我不会用“好”这个词，但肯定这些年是比较好的。与美国和北约就真正的安全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相当深入的。我们在多个领域建立了沟通体系。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并没有就真正的安全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和认真的讨论。对他们来说，确保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北约成员国享有平等安全的想法仍然是陌生的。
至于美国，我个人没有与他们进行过直接会谈。我曾就若干问题开展过工作，包括太空和平合作。国际空间站就是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完全不把那段时期理想化。美国政府从未完全理解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历，就很多方面而言，都是不幸和悲惨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将俄罗斯视为战败国。恰恰相反，梵蒂冈的外交传统告诉我们，要促进和解，就绝不能产生“赢家与输家”的感觉。有许多证据表明，苏联体制是从内部被摧毁的，因为共产主义体制大部分是按照外国意识形态打造的。什么是真相？是西方“赢了”，还是政治体制从内部发生了变化，从而恢复了俄罗斯的身份？
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西方领导人欺骗我国领导人说：“不用担心我们会把北约的边界扩大到俄罗斯附近，甚至俄罗斯的邻国”。没有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排除我国面临这种安全风险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错误。莫斯科领导人过于理想化地相信西方同行的话。
在苏联，我们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优秀的幼儿园和社会福利制度，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当时，经济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们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国内的问题。最后，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因为经济遭受了重创。因此，尽管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但国家必须复苏。
本世纪初，出现了某种哲学转型。西方试图强加条件。在那些年里，我们与西方进行了直接对话，但我们认为，我们被视为弱者，他们试图将某些条件强加给我们。尽管那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但至少进行了讨论。
一九九一年圣诞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苏联不复存在，当时您在哪里？
我当时在印度。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看到自己的国旗被降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然而，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沙俄三色旗却令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传统的恢复。当时我们还抱有希望，因为我们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掌权，但破坏性的力量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保持稳定？如何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恢复自尊。
根据您在布鲁塞尔的观察，北约秘书长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取决于个性。就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技术专家、政治管理者。总的来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不记得北约秘书长是戴高乐、朱利奥·安德烈奥蒂、赫尔穆特·科尔这样的人，我们非常尊敬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我们参加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对话。
今天的西方领导人，除极个别之外，都倾向于妖魔化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这是疯狂的。
既然您专门研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我想知道：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说过，美国故意将苏联拖入阿富汗，使其陷入困境。俄罗斯外交官如何回应这一说法？
这是一个错误。阿富汗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我们是在应对我国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至少苏联政治领导人当时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
在您与欧洲委员会工作期间，有过哪些积极和重要的经历？
我和许多同行有着良好的关系。二OO八年之前，提到欧洲就不能不提到俄罗斯。你不可能把俄罗斯从地图上抹去。
我想问您一个更私人的问题，您属于一个教会吗？
我正在成为一名真正的信徒。我去罗马的教堂，但不固定某一个教堂。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仰历程的？
老实说，我不能告诉你确切的日子，但我正在努力成为一名信徒，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信徒，你必须经历许多事情，而不仅仅是偶尔去一趟教堂。对我来说，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与上主建立关系。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为家人、父母和朋友的益处祈祷。对我来说，这一切始于大约五年前。然后，我开始为赴罗马履行任务做准备。无疑，在这里肯定会激励我深化信仰的结构、理解信仰的教义。

* 维克托·盖坦（Victor Gaetan）是美国《天主教国家纪事报》高级记者，专门从事国际时事的报道。他还为美国《外交》杂志撰稿、为天美社供稿。北美天主教新闻协会曾四次为他的文章颁奖，其中包括了个人优秀奖。盖坦拥有巴黎索邦大学奥斯曼和拜占庭研究学士学位；弗莱彻国际法和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以及塔夫茨大学的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学博士学位。他是《上帝的外交官：教宗方济各、梵蒂冈外交和美国的末日》（Rowman & Littlefield, 2021）一书的作者。他的个人网站是VictorGaetan.org。
（Agenzia Fides 14/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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