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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Gaetan*
一九九二年,蒙古与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蒙古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人口只有 330 万。二O二O 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52% 的蒙古人信奉佛教、41% 的人认为自己“无宗教信仰”、3.2% 的人信奉穆斯林、1.3% 的人信奉基督教。教宗方济各蒙古朝圣之旅(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将会把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几十年来的相互交流推向高潮
乌兰巴托(信仰通讯社)—教宗方济各将于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四日进行的蒙古朝圣之旅,堪称是首次罗马教宗的访问。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教宗对这个国家进行过牧灵访问。但近几十年来,多位教宗为这次行程打下了传教和外交工作的基础。
本次交流的佛教-基督教方面的意义,也恰恰是教宗方济各优先考虑蒙古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他的心中装着宗教对话,认为宗教对话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可以遏制过多政客所实施的冲突和妖魔化对手的行为。
追溯教会为寻求与佛教团体达成共识而长期努力的三条路线,由此证明教宗方济各是如何积极加速上述努力的,我们看到了传教士和外交官是如何步调一致地努力,特别是在方济各教宗的领导下。这是一种强大的领导力,也将在蒙古得到彰显。
通过圣座促进宗教对话部、亚洲主教团协会、国际隐修会宗教对话组织以及为增进相互理解而献出生命的杰出人士,在建设“慈悲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也是日前出版的一本佛教与天主教交流问题专著的标题(宗座传信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约翰·博雷利(John Borelli)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宝贵的序言。
卫塞节文告
自二O一二年起一直担任圣座促进宗教对话部副秘书长的斯里兰卡籍的因杜尼尔·贾纳卡拉特纳·科迪图瓦库蒙席,于二O一九年被教宗方济各任命为圣座促进宗教对话部秘书长。他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宗教对话的”。因为他的母亲在佛教家庭长大,结婚后成为天主教徒。在他的邻居和同学中既有佛教徒,也有穆斯林和基督徒。
他还在宗座传信大学执教传教学。他表示,“我生长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这种多元文化造就了我的态度、观念和世界观”。他还把学生带到罗马的佛教寺庙,让他们与佛教僧侣见面。
科迪图瓦库蒙席指出,宗教对话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他认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特别是《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动力。一九八六年,佛教徒应邀参加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主持的亚西西祈祷会。
一九九五年,宗座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推出了两大重要举措:发表卫塞节文告、神学对话。两大主要活动,堪称是为建立联系定期会晤以及相互尊重的范例。
四月至五月的月圆之夜是全世界佛教徒的神圣节日,即庆祝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成道和圆寂。在弗朗西斯·阿林泽枢机的领导下,宗座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现为圣部)开始发表卫塞节文告,通过圣座驻各国的宗座大使向“佛教朋友们”祝贺节日。每年的文告,还翻译成各国语言广泛传播。
四月二十一日,圣座促进宗教对话部部长米格尔·安赫尔·阿尤索·吉肖特枢机和秘书长科迪图瓦库蒙席签署卫塞节文告,题目是《佛教徒和基督徒:用慈悲和爱德治愈人类的创伤》。
神学对话
今年十一月将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小乘佛教国立大学举办第七届佛教-基督教座谈会,并将讨论这一议题。但这一活动是由大乘佛教传统的玛哈玛库特佛教大学协调组织的。因此,佛教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派别都将派代表参加。
一九九五年,台湾高雄佛光山佛教协会在高雄寺院主办了由圣座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赞助的第一次佛教-基督教座谈会。三年后,第二次座谈会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本笃会修道院举行。
科迪图瓦库主教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部落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在部落社会,人们依附于自己的群体、只考虑自己的群体。其他人可能存在,但他们是次要的。相反,教宗方济各倡导的是一个友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努力将他人视为兄弟姐妹,这与部落社会恰恰相反。而宗教对话从一开始就提倡友爱的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身份,但我们还是努力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向他人敞开心扉。这并不意味着隐藏或抹杀我们之间的差异。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并不等同。但与此同时,我们尊重多样性,并在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马兰戈枢机与亚洲主教团协会
另一位推崇佛教-基督教系列对话的教会代表人物之一是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焦尔乔·马兰戈枢机。二O二O年出席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马兰戈枢机谈到了他参与佛教-基督教对话的情况。
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表示,宗教对话“给了我一个了解佛教世界的良机。二O一五年,我参加了在印度菩提伽耶举行的此类研讨会,确实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在蒙古,我只了解蒙古佛教的实际情况。二O一五年的会议更侧重于小乘佛教传统”。马兰戈枢机继续介绍,“二O一七年,我在台湾台北(灵鹫寺)再次出席这一会议,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要求组织者邀请一位来自蒙古的佛教僧侣,因为他没有参加过以前的会议。因此,这也是一次友谊之旅。出席会议的僧侣是蒙古一个大寺院的著名住持。这些场合给了我进一步认识了解佛教的机会”。(蒙古和西藏的佛教更倾向于大乘佛教传统,而东南亚——老挝、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则信奉小乘佛教)。
亚洲主教团协会在发展与亚洲主要宗教信仰团体关系方面有着光荣历史。一九七四 年在台北举行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亚洲主教团协会将打造亚洲教会对话教会形象作为其指导原则。四年后,亚洲主教团协会成立了普世教会和宗教对话事务办公室,推动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一九九七年发表的有关圣神激发信仰的文件中,亚洲主教团协会堪称将其对佛教的理解表达的淋漓尽致。
文件指出,“这么多世纪以来,佛教孕育了几乎整个亚洲的精神生活,在亚洲千百万人的生活中结出了怜爱、慈悲、喜乐和心灵安宁的果实。当基督徒来到人们的生活中分享佛陀的愿景和生活经验时……,他们所能感知到的,无疑是他们也曾尝试过的圣神的作为”。
非凡的人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本笃会正式开始了基督教会士和佛教僧侣之间的交流。国际隐修会宗教对话组织秘书处甚至推出了带有十字架和禅宗的会徽。
国际隐修会宗教对话组织本笃会联合会的一个委员会,与熙笃会的两个分支都有正式的联系。
近三十年来,至少进行了十五次交流活动。有时,佛教僧侣到基督隐修院;有时互换。
阿尼尔·萨迦法师是一位佛教学者,也是泰国曼谷巴翁僧王寺,即波稳尼威皇家寺院的副院长。
萨迦法师于一九六O年出生在尼泊尔。十四岁时,被身为佛教居士的父亲送往泰国学习。他是第一位获得泰国国王奖学金的僧侣,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也是该校唯一的佛教僧侣,甚至可能是整座城市唯一的佛教僧侣。
善于思考的帕·萨迦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个异类”。
从那时起,他就辗转于不同的国家和传统之间。他平静而抒情地描述了自己如何与泰国最高佛教僧侣的密切合作、如何在教宗方济各访问泰国时与他会面,以及如何参与圣座的可持续发展会议。
他表示,“在我所见过的天主教司铎中,他们对学习佛法持开放态度”。而“佛教徒对这种开放性也有回应。我们有过许多美妙的邂逅”。
教宗方济各与友爱
二O二二年,教宗方济各擢升马兰戈主教为枢机时,帕·萨迦是第一位向新枢机表示祝贺的佛教僧侣。
马兰戈枢机回忆说,“我当时在意大利,与同行的两位蒙古天主教神父做主日弥撒,还有一位佛教僧侣在场”。
然后,“我们去拜访了罗马郊外一个慰安会修女的团体。那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会面。与此同时,教宗在三钟经祈祷后宣布了新‘枢机主教’名单,事后我们才得到消息。佛教住持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我们深知,对教宗方济各而言,宗教间对话是多么重要”。
事实上,“教宗对蒙古的访问也是我们与佛教兄弟姐妹近六十年来手足情谊不断加深的巅峰时刻”。
正如圣座促进宗教间对话部部长米格尔·阿尤索·吉肖特枢机指出的,“在教宗方济各的友爱和尊重对话的陪伴下,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和基督徒能够找到创造性的方式,共同分享生命的喜悦和奥秘,并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我们共同家园的生存而合作”。
(Agenzia Fides 2023/07/24)
* 维克托·盖坦(Victor Gaetan)是美国《天主教国家纪事报》高级记者,专门从事国际时事的报道。他还为美国《外交》杂志撰稿、为天美社供稿。北美天主教新闻协会曾四次为他的文章颁奖,其中包括了个人优秀奖。盖坦拥有巴黎索邦大学奥斯曼和拜占庭研究学士学位;弗莱彻国际法和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以及塔夫茨大学的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学博士学位。他是《上帝的外交官:教宗方济各、梵蒂冈外交和美国的末日》(Rowman & Littlefield, 2021)一书的作者。他的个人网站是VictorGaet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