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帕罗林枢机指出：教宗方济各任命上海主教是“为了教区的最大益处”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圣父教宗方济各于今天正式任命沈斌（圣名若瑟）为上海主教，从江苏省的海门教区（江苏省）调往上海。在此，我们全文发表圣座国务卿皮埃特罗·帕罗林枢机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的全文，介绍了这一任命的原因及其影响。采访中，帕罗林枢机重申了天主教会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愿望、希望在中国开设圣座的常设联络处。

尊敬的帕罗林枢机，圣座宣布圣父教宗决定任命沈斌蒙席（圣名若瑟）为上海主教，在他从海门教区已经调任上海一段时间以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为了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事件的背景和情況。大家还记得，二O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又延长了两年。大约一个月后，圣座不得不对余江主教彭卫照蒙席（圣名若望）就任圣座不承认的江西教区辅理主教的消息表示震惊和遗憾，圣座既未被征求意见、也未被告知。至于上海教区，圣座获悉了中国当局调动海门教区主教沈彬，但再一次没有让圣座参与。之所以决定在公开对此做出评论前花一些时间，是因为需要仔细评估上海教区的牧灵状况。上海教区是圣座承认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主教，同时也需要评估调任沈彬主教是否合适，沈彬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人。
两次调动都是在没有让圣座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做法似乎无视了梵蒂冈与中方多年来建立的对话与合作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在协议中得到了体现。然而考虑到教区的最大益处以及主教成果显著的牧职工作，教宗方济各决定纠正在上海造成的教会违规行为。教宗的意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牧灵，并使沈斌主教能够更加安心地致力于推动福传和教会共融。同时，我们希望他能与当局达成一致，促进公正、明智地解决教区内其它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两位辅理主教的问题，即仍受阻的马达钦蒙席（圣名达陡），以及引退的邢文之蒙席（圣名若瑟）。

在尊重文件保密性的情况下，您能否告诉我们《临时协议》在这方面作了哪些规定，或者至少是否对这种情况作了规定？
众所周知，双方于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关于中国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有效期两年。之后又续签了两次，第一次在二O二O年，第二次在二O二二年。因为文本尚未最终批准，因此是保密的。文件围绕在有关主教的决定中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如果出现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将坦诚和远见卓识地加以解决，更好地重新阅读文件内容，并从指导了本文起草的原则中汲取灵感。因此，我们正试图通过与中方的开诚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交涉来澄清这一点。在相信所有人的智慧和善意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得出积极的结论，有助于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向前。

您认为中国会再次发生单方面调动主教吗？为什么中国的主教任命必须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首先，我想说的是，主教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并非教规方面的异常现象，可以说，这些措施是教会在全世界管理的“自身运作”组成部分，显然是牧灵需要，最终是为了灵魂的益处。即使在中国也是，一旦主教空缺教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也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圣座并不反对在中国调动主教。但如果是未经双方同意的调任，问题就会出现。我认为，正确执行《协议》可以避免此类困难。因此，重要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所有主教任命，包括调任，都应按照协议以双方同意的方式进行，并保持双方之间的对话精神。我们必须共同防止也会在天主教会团体内部产生分歧和误解的不和谐局面，而很好地执行协议以及坦诚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

双方还有哪些重要议题需要共同处理？为什么？
有许多亟待解决的议题，因为中国教会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只提三个问题：主教团、中国主教与教宗的沟通、福传。首先，圣座希望主教们在领导中国教会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就有必要尽快承认具有适合其教会性质和牧灵使命章程的主教团。在此背景下，必须建立中国主教与罗马主教之间的定期沟通，这是有效共融必不可少的，要知道这一切都属于天主教会的结构和教义，而中国当局也一直表示他们不想改变。事实上，必须指出的是，过多的猜疑减缓和阻碍了福传工作：中国天主教徒，包括那些被定义为“地下”的天主教徒，都值得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希望成为忠诚的公民，并在良心和信仰上得到尊重。为了让福音恩宠和爱的满全在中国传播，在中国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了让耶稣基督“与中国人一起成为中国人”，就必须克服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因为天主教并不是一个与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格格不入的宗教，更不用说背道而驰了。当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时，我们将感到无比喜悦。我承认，我每天都在为此向天主祈祷。

您如何看待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之间对话的未来？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如果我同意接受这次采访，那是因为天主教信众，不仅仅是中国的信众，都享有充分了解情况的权力。事实上，我已经收到了许多来自不同教会团体和真诚对这一议题感兴趣人士的要求。为此，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并有助于澄清和消除困难。我知道，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会削弱信心、消耗正能量。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对话的理由变得更加充分。事实上，梵蒂冈和中方之间的对话仍然是开放的，我认为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这种对话在真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将会给教会和中国社会带来丰硕的成果。为了使对话更加顺畅和富有成效，在我看来，圣座在中国开设一个常设的联络处将是非常有益的。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在我看来，这样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与民政当局的对话，也将有助于中国教会内部的全面和解、有助于中国教会走向理想的正常化。
教会，恰恰因为是至公的，在福音而非经济政治利益的激励下，为各国人民及人类、精神和物质进步所提供的服务，是所有诚实的观察者有目共睹的。正如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的《夫至大》通谕中所强调的：“天主的教会是至公的，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都不是陌生的”。我也想强调，天主教会仍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中国，而中国也有许多东西可以给天主教会。
总而言之，我们签署了一项堪称历史性的协议，但需要尽可能全面和正确地加以落实。今天，在落实协议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使我们达成了这一远见卓识协议的良好意愿、共识与合作！圣座决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这一征程继续下去。
(Agenzia Fides 15/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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