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宗座传教善会新闻机构
梵蒂冈（信仰通讯社）―三月十日星期五，在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与所属的宗座乌尔巴诺大学（即传信大学）联合举办的隆重纪念梵二大公会议重要传教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发表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教宗新擢升的首尔总主教郑枢机和印度阿格拉总主教奥斯瓦尔多•格拉奇亚斯蒙席分别发言，阐述了“传教在亚洲大陆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韩国首都首尔总主教区总主教郑枢机指出，“亚洲是未来希望的大陆。亚洲大陆的基督信徒尽管只占总人口的3%，但是，这里的福传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首要任务”。郑枢机认为，“应该重新发现亚洲大陆的福传根基，从而有系统地将基督信仰的讯息传播到亚洲大陆，用亚洲的形象和标志去展示福音，以便驳斥基督信仰是外来宗教、或者与西方殖民主义强权联系在一起的说法”。
郑枢机继续表示，“对话是福传的组成部分，教会蒙召去发展先知们当年所经历的‘少数派的灵修’”。在谈到这一“可能的使命”时，郑枢机特别以基督信仰在韩国的传播历史为例作出了生动的阐述：“一九六一年我晋铎时，韩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2%。今天，天主教徒已经占韩国总人口的10%了。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的前景可谓充满了希望。我们看到，基督信仰已经扎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一些向蒙古这样基本不存在基督信仰的地区也开花结果了。我们播下了种子，不久，我们就要收获果实了”。
郑枢机认为，平信徒在这一福传事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以韩国为例，不但平信徒是教会生活与发展的主角，而且，女性平信徒的力量尤其突出：“女性完全可以成为福传和牧灵工作的主角。韩国女性传教员的数量，是男性的十倍。她们在韩国教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郑枢机指出，韩国的教会“还承担着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传播福音的艰巨使命。为此，我们要努力同欧洲展开合作，特别是教育和研究领域中的合作”。
今天的教会，应该学会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工具传播福音：“互联网是第三千年福传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与青年的接触中，其作用是很重要的。韩国人从小学起就开始普及电脑了。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同更多的青少年建立起联系。我们韩国教会的两位司铎，专门从事网络传教活动。我认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教会团体，都应该这样做”。
在谈到第三千年的亚洲福传前景时，印度主教团主席，阿格拉总主教奥斯瓦尔多•格拉奇亚斯蒙席阐述了与郑枢机基本一致的观点，并着重突出了《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的现实意义。指出：“今天，《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激励着我们认真反思我们肩负的福传使命。在印度，我们教会开办了学校、公学、开展社会服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福传，而不仅仅是开展人道主义工作。《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的作用是福传者，我们要努力重新回到对话的道路上来，这在亚洲大陆是十分重要的。《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让我们意识到对话的原则，牢记对话是福传和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对话意味着相互充实、效仿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为我们作出的见证表率。”
格拉奇亚斯总主教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挑战、一个机遇。在我们的传教事业中，东西方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牢记无数为将福音带给亚洲大陆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传教士们，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他们，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最珍贵的礼物――信仰。今天，我们也逐渐成长起来，深刻认识到自身完全可以成为传教的教会”。
另外，“亚洲具有强烈的精神生活观念。在今天的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面前，这种经历完全可以成为宝贵的礼物。亚洲文化是不可能孤立于宗教之外去加以理解的”。但同时，这一点，也潜在着转化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危险。正如在印度，印度教极端势力的暴力肆无忌惮：“极端主义潜在于一些团体和地区中。有时，极端主义是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物；有时，是政客们手中的工具，借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印度的基督信徒，轻而易举地便成为打击的对象。但是总之，印度人民热爱和平、和谐、宽容。这是非常积极的、对话是一条美好的道路。我们基督信徒应该成为对话道路上的主角”。
最后，阿格拉总主教区总主教表示，“传教士（司铎、修会会士、修女和平信徒）应努力继续推动印度，乃至整个亚洲的传教事业；努力开展本地化的工作（不应将教会视为泊来品）。但是，我们在基督内的信仰和圣神的力量始终是本地化的中心”。
（PA）（Agenzia Fides 2006/03/14 - 字数：1,875；行数：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