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宗座传教善会新闻机构
台北（信仰通讯社）―据台北总主教区《教友生活周刊》报道，比利时南怀仁研究中心终于出版了《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全面介绍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在华传教的679位圣母圣心会会士。作品中，展示了传教士的生平及重要事迹，并附有照片。《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无疑是圣母圣心会中国传教史的重要资料。
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是在比利时司各特（Scheut）创立的修会团体，故又称Scheut Missions。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门户开放，比利时也正值工业革命成熟、国力充沛、有条件向外发展。当时的天主教会内兴起了一股新的传教热忱。比利时的南怀义（Theophile Verbist）原是一位教区司铎，因接触圣婴会的工作而认识了解了中国。一八六二年，他创建了“圣母圣心会”，立志要到中国传教。他不但得到了教廷的批准，还接管了由遣使会分出来的蒙古宗座代牧区。一八六五年冬天，他率先带领四位同伴抵达张家口北边的西湾子，今天的河北省崇礼县。当时，辽阔的地区内只有数千名教友。这个当时的新兴修会，陆续派遣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会士前往中国传教。一八八O年时，来华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已有二十余人。不幸的是，会祖南怀义却于来华两年后感染斑疹伤寒病逝在滦平县的老虎沟。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传教士们成立了松树嘴子（热河）、西湾子（察哈尔）、公沟堰、归化城、河套三盛公、北三边小桥畔等处的教堂。一八七八年，成立了甘肃代牧区；一八八三年时，内蒙地区已有教友一万四千名。于是，教廷传信部便将这广大的地域划分为三个传教区：东边赤峰热河一带称为“东蒙古代牧区”；中间西湾子集宁一带称“中蒙古代牧区”；西边绥远陕北及宁夏一带称为“西南蒙古代牧区”。同年，三位司铎从甘肃到新疆开教，并寻找失联教友，一八八八年，教廷同意新疆成立一独立传教区。初到塞外，传教士们发现必须先解决当地人生活上的问题，才能在开展传教活动。最初，他们将传教重点放在蒙人身上，经过几年之后发现传教成效不大。因为，蒙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喇嘛教信仰往往使得他们的努力白费。于是，传教士除了陕北城川一带仍有蒙古教堂外，开始将传教重心转向移民口外的汉人，协助他们移民开垦，租地借牛，提供种子及农具、挖渠灌溉、防御盗匪，成立围绕在教堂旁而居的教友村。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到内地建堂传教，租买土地，并要求归还先前遭没收的教产。于是，与中国百姓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酿成教案，到了六十年代教案的发生更趋频繁；而圣母圣心会在蒙古的问题则多是与土地开垦有关的纠纷。十九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参与者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与教会为敌。一九OO年春，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境内，六月初进入北京城。这个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同年春夏之交，内地义和团相继进入蒙古东部和西南部。在西南蒙古地区陆续发生了二十四顷地、三道河、小桥畔等三大教案。其中以一九OO年七月在西南蒙古发生的二十四顷地教案最骇人听闻，该案是长城以北庚子拳变中案发最早、伤亡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案。西南蒙古代牧韩默理主教（Ferdinand Hamer）遣散年轻教士后，被拳民所焚杀。至於小桥畔则因有闵玉清主教（Alfons Bermyn）带领教友坚守教友村围堡，有效地抵抗了围攻。根据统计，庚子年间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区内共计有一位主教、九位神父（包括八位会士及一位中国神父）、二千多名教友遇害。此外，数十年艰苦创设的学校和慈善事业也都摧毁无N，这对传教修会来说是一大打击。事后获得了八十万的赔款，其中折成土地约四千顷，其余以现金及牲畜抵偿。教士们除供给农户耕牛、设法保护家畜之外，还努力研究家畜容易感染的瘟病和许多不容忽视的流行性传染病，例如霍乱、鼠疫、伤寒等，特别是斑疹伤寒。经一位波兰医生的介绍，吕登岸神父（Joseph Rutten）研发疫苗，并积极培育中国籍医师，一九三一年后才成功地抑制了该病。其间，吕神父募集了足够的捐款、建造归绥公教医院并添购设备，成为当时塞外唯一的现代化医院。慈善事业方面，每个传教区都有几处安老院收容无依的老人，民国以后更陆续设立了许多的安老院。另外，为拯救被丢弃的孤儿，也在各处设立育婴堂，不但救活了数千婴儿的性命，也使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为了有效地管理逐渐增多的教友，教廷传信部于一九O五年将甘肃划分为北甘肃及南甘肃两代牧区；一九二二年将内蒙教区重新作划分，即热河、西湾子、绥远、宁夏、大同代牧区；甘肃及新疆则由圣言会士接管。一九二九年时由西湾子代牧区划分出集宁；一九三二年由热河划分出赤峰，而集宁及热河代牧区由中国教士管理，圣母圣心会士仍在当地服务。当时计有中国神父二百五十多名，十多位修士，三百多位修女，他们都是圣母圣心会所领导、培养出来的。由于抗日战争日趋激烈，一九四三年起，外籍神父修女陆续被送至集中营或软禁，国籍教士遂取代他们，成为传教区的真正领导人员。一九四六年中国成立圣统制，绥远成为总主教区，而在一九五一年由国籍教士接管；同年张可兴也接任西湾子主教。在牧灵成果方面，依据一九四五年的统计，圣母圣心会传教的地区共有233位国籍神父，239位会士，共同牧养235,000名教友，有神父入驻的教堂224座。
十九世纪的塞外并没有公立学校，传教士初到塞外，即解决学校问题，起初先设立短期书房，后来逐渐发展成新式教育，有科学、文学、宗教、伦理、社会等科目。教士们深知为求学校发展，使青年学生得到完善的教育，师资训练是第一要务，因此在每个传教区设立公学校，以便男女青年学生住校就读。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十年时间里，教会学校的设立又进展更多，增加了学校222所，但其中积极发展的是小学。学生总数超过了25,000人，学校也增至一千多所，出名的有察哈尔南壕堑的养正中学等。另外还有为蒙古的孩子创办了第一所以蒙文教学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教会内也设立了初学院、六所小修院、以及在大同设立（一九二二）的大修院等，积极培养本地的圣召，前后培养了180位神父，大同的郭印宫主教即是其中之一。
文化方面的成就首推田清波神父（Antoine Mostaert），日后成为蒙古语言学、蒙古史及民俗学考古学的权威，出版了《蒙语集》及《蒙汉大词典》；司礼义（Paul Serruys）神父也是这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彭嵩寿（Jozef Van Oost）L集民谣及土默特谚语；另外一位康国泰神父（Louis Schram, 一名许让），写了一本《甘肃土人的婚姻》，由费孝通译出，历经战乱，最后才於1998年出版。狄化醇(Leo Van Dijk)、方希圣（Edmond Van Genechten）神父则是画家，对於圣艺中国化贡献良多。一九四七年，圣母圣心会在辅仁大学设立“怀仁书院”，作为培养高等人才及会士们的研究机构，不少神父在此进修，后因时局变化而离国他往。有些毕业学员，在日本及美国学术界获致成就。
总之，自一八六五年起至一九五五年最后一位外国会士被驱逐出境，圣母圣心会总共派遣了679位传教士前往中国华北地区的内蒙、热河、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大同。他们中，有248位会士死于该地。至一九四八年为止，还有239位会士在长城附近工作。一九一O年至一九三O年的二十年中，共有112位传教士死亡，半数未到三十五岁。解放战争前后，共有六位会士死于中国（如石德懋Leo De Smedt、纪星朗Jozef Verhaert、沙智林Antoon Renson等），最后的一位国籍会士常守义也在入监多年后，死于一九九一年。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以西文姓氏字母排列，并附有汉语拼音排序的中文姓名索引，便于查询其华名。本书书名，效仿了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所编《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的中文名。方豪神父指出，由于会士不全是西方人，也有国籍会士，因而改名为《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而非《来华耶稣会士列传》。这本书并非传记，只是生平简历。因此，名为《在华圣母圣心会会士名录1865-1955》。一方面，旨在纪念这些在大漠风沙中为基督作证的勇者；另一方面，也为此阶段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历史留下一份史料。
（NZ）（Agenzia Fides 2008/04/07 - 字数：3,175；行数：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