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国 - “天主教会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传大举行

罗马（信仰通讯社）―三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在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所属的宗座传信（乌尔巴诺）大学礼堂举行的“天主教会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报告人之一圣言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传教士穆勒神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由在罗马读书的中国神职人员、修女和平信徒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归纳整理中国天主教研究方面的档案资料。此举，一方面可以逐步建立一个完整、丰富、有系统的中国公教问题研究档案；同时，还能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中国年轻人，使他们在学成回国后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充分发挥运用到传教工作中”。本届“天主教会与现代中国”研讨会，是由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所属的宗座传信（乌尔巴诺）大学、一九八九年正式成立的专门致力于推动中意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天下一家”、教会运动组织“圣埃基迪奥团体”以及意大利政府文化部全国“现代大公运动历史评估”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宗座传信大学校长斯普里亚菲科蒙席首先发表讲话，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近一百位听众表示欢迎。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教授，圣埃基迪奥团体成员奥古斯蒂诺•乔瓦纽利发表了讲话，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初衷、目的和宗旨。许多在罗马读书的中国学生，男女传教修会团体成员等，认真听取了圣言会士穆勒神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延黎教授、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陈剑光博士的论文。最后，听众还提出了问题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被乔瓦纽利教授称之为“罗马华人核心”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圣言会士穆勒神父，全面地介绍了欧洲现存的有关中国天主教研究方面的资料，并按照编年顺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强调了最为重要的资料线索，即圣座（梵蒂冈图书馆、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档案馆、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拥有一定学位的学者可以查阅已经解禁的一九三九年以前的相关资料）；修会团体，特别是在华传教修会团体的档案室（如圣言会、耶稣会、遣使会、宗座外方传教会……）；在华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当年写给修会长上或者欧洲人士的信件。穆勒神父特别提出了培养中国学生承担起中国公教研究档案和资料管理，建立系统机制的建议。此举，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在场人士的一致肯定和欢迎。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陈剑光博士在介绍中国方面有关中国基督信仰研究的资料信息时指出，亟待完善和重视农村地区的相关工作。因为，农村地区是中国基督信仰最为活跃的地区。“我们都曾经认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基督信仰资料和信息是一大空白。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各地的地方杂志、出版物、档案中，充分记载了这段时间的基督信仰团体状况。……为此，可以说文革并没有使基督信仰团体完全消失。也正是为此，文革后，一九七九年后，中国迅速出现了众多的基督信徒”。陈博士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地方法中的宗教资料》，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等重要的基督信仰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档案，并展示了相关的CD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延黎教授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基督信仰研究》。任教授指出，“中国的基督信仰研究是一个老话题，但同时也揭示了一崭新的发展前景”。以前，“中国并没有明确的相关研究，而是将这一论题同历史学、哲学等研究混在了一起……。为此，几乎不存在有针对性的和十分严谨的相关学术研究”。但是今天，这一研究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四大主要研究体系的发展――社科院所；大专院校宗教学系；政府机构；基督信仰团体自身的机构。社科院所中，“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全国性和省市所属的相关科研机构。这里的研究人员数量多、水平高”。此外，“近年来，中国各地高等院校分别成立了宗教学系或者相关学科，他们同国际学术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随时掌握第一手相关资料和信息）。就政府机构而言，如国家宗教局所属的研究机构等。基督信仰团体自身的机构中，则包括了上海的光启出版社、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等……。目前，这四大主要研究体系继续在基督信仰研究领域中发挥着相辅相成、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三位报告人在发言中都同时提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迄今，语言障碍严重制约了基督信仰研究的发展。而充分掌握西方国家语言，有助于更加自如地利用和查找有关资料、开阔视野和思路、推动基督信仰研究的发展。
最后，在场听众分别提出了有关中国教会发展和现状的问题。在回答嘉诺撒会一位修女有关中国女性，特别是修女在当今中国教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时，穆勒神父表示，“在场的众多中国修女，就是中国女性，特别是修女在当今教会生活中充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有力见证。”
（NZ）（Agenzia Fides 2007/03/14 - 字数：1,856；行数：60）